历史悖论与美学陷阱——“新诗标准”问题兼对90年代以来诗歌的反思

当下新诗标准问题的争论还在持续中,这其中有必然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背景,也是长期以来关于诗歌标准问题认识上的混乱导致的结果。新诗的标准实际上含括了本体论、文体学和层级水准两个层面,前者是不可撼动的事实判断,后者则是不断变化的价值认定。新诗标准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学和技艺问题,牵涉到复杂的文学场域等诸多问题。而在新诗标准的视阈下重新审视19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相关问题与评价尺度,会深化关于新诗标准问题的认识并对当下的新诗写作和批评产生建设性的影响。     

诗词创作的脱铐之舞——谈罗辉先生《诗词格律与创作》的格律观

传统著作者对于诗词格律的介绍,都将近体诗的不同体式作为基本元素,就首句平仄起收不同分别作以介绍,并将其中格律的变化部分称之为＂拗救＂。这类著作让读者陷入格律的重峦叠嶂中,反而阻碍了格律的普及和推广。罗辉先生在其著作《诗词格律与创作》中将律诗的四种句型作为基本元素简约地介绍其变化。由于律诗实际上只是这四种句型的轮转,这就使得爱好者掌握了格律的法门。同时作者在诗词创作技法上提出了＂有形、有则、有魂＂的＂三有＂原则,从而在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诗词爱好者指明了学习和努力的具体方向。     

《诗经》时代的生育观：多子多孙的祈盼

《诗经》时代,人们的生育观是非常鲜明的,许多歌谣都真实地再现了周代生育制度和生育习俗方面的生动情形。其中,亦有不少歌颂多子多孙的诗篇。无论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民间百姓之家,取芣苢、螽斯、麒麟、花椒等意象之多子（或多籽）的含义,无不是为了求得多子多福、子孙昌盛的好运。     

关于扬雄辞赋观的一点厘清

扬雄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矫枉过正的偏激之辞,是文学取消主义的始作俑者。我们认为这是对扬雄的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对＂雕虫＂的错误理解,＂雕虫＂当读为＂雕彤＂,是＂雕饰＂意思,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学写虫书＂。基于此,扬雄这句话的本意是反对过度的文饰,提倡文与质的统一。     

人的自由与仙的优游：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诗歌创作

游仙情结是嵇、阮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思想感情的必然的逻辑发展和艺术升华。但由于嵇、阮的气质、性格不同,其诗作之抒情风格亦随之而异,这种风格上的差异鲜明地反映在他们游仙诗上。嵇、阮继承了屈原、＂三曹＂的优良传统,踵事增华,进一步密切了游仙与现实的关系,深化了游仙诗的抒情技巧。他们的艺术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对郭璞《游仙诗》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因而在中国游仙诗发展的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苏轼诗词的兄弟心结

苏氏兄弟是亲密无间的楷模,＂夜雨对床＂是二人的夙愿。思想深处的深刻矛盾、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处境,使＂夜雨对床＂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幻,但苏轼诗词表现的永不失赤子之心的兄弟情谊与通达的人生态度,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向往与启示,显示出人性和人格的永恒魅力。     

柳宗元诗文中的文化传统与想象

柳宗元以其对生活和世界的独特理解和想象,通过作品将其展现出来。他既表现了自己对于文化传统的承袭,同时又以其独特的文化想象将他对现实与传统的理解形象化。     

朱昆田诗歌简论

朱昆田的诗歌多取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抒写一介寒士的落拓之怀,以及思乡之情、诗友之谊,题画咏物也都工于藻绘,笔触灵动,而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虽反映较少,却也不是毫不系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昆田诗歌那落花坠蕊般的语辞极富表现性,具有强烈的视觉性效果,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烂熟阶段的产物。朱昆田诗歌中比喻语词的陌生化、反常性和疏离感,代表着清代诗歌在语言方面的新进展。     

让荒原绽放心灵的彩翼——艾米丽·勃朗特诗的自由主题解读

英国19世纪著名的小说家、诗人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通晓音乐、绘画,才华横溢,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迷人的光彩饮誉文坛。她生性娴静、孤僻,极少与邻居人交谈,喜爱在荒原上漫游,一生虽然短暂、凄苦,却一心向往自由,在想象的诗歌王国中舒展着心灵的彩翼。自由是艾米丽.勃朗特诗歌的主题,也是开启其玄远诗歌境界之门的钥匙。其自由观念的基点在于基督教人性观,即主张从各种捆绑和束缚的毁灭性势力中求释放。其源源不绝的灵感,源于对故乡野性、粗犷的荒原的眷恋,同时,诗人通过对色彩、线条及主体凸显等绘画技法的巧用,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给人鲜明的印象和感受,营造出画意浓郁、自由无羁之艺术境界。     

绘画美：古诗词曲英译中的视觉维度

历来,诗歌与绘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国古诗词曲更是与绘画有着不解之缘。古诗词曲英译不仅是一种语际翻译,还是一种传达关感的艺术。译者用译语再现古诗词曲时,可以借助语言艺术中的形象从色彩、构图等方面激发译语读者的视觉联想,以视觉符号这种国际语言来呈现中国古诗词曲中所蕴含的绘画美,给译语读者带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