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文学中的“三国志”题材——对题名“三国志”的五部长篇小说的比较分析

当代日本文坛出现了对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古典“三国志”进行再创作的热潮。仅题名为“三国志”、全面表现三国时代历史场景和人物活动的长篇小说就有五部,即“柴炼三国志”、“陈氏三国志”、“北方三国志”、“三好三国志”和“伴野三国志”。作家们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对原著进行颠覆和重构:一是努力回归史实,从中国的正史中寻找史料依据,来矫正《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二是充分发挥“大众文学”善于虚构故事的优势,对“三国志”的情节作了大胆的虚构与发挥。他们还把现代推理小说的一些写法带进了“三国志”的再创作中,使作品打上了强烈的时代印记和日本文化印记。     

族群历史之文本与情境--兼论历史心性、文类与范式化情节

族群“历史”叙事有三种“结构”,即“范式化情节”、“文类”和“历史心性”。“文本”(text)产生于特定“情境”(context)之中,而“情境”也因此文本而强化;在类似情境下,“文本”常依循既定之叙事模式以产生类似“文本”;叙事符号虽循特定模式构成文本,但不同社会情境与个别作者的情感、意图,皆造成叙事符号及其组合差异,以此反映或造成社会变迁。与一般族群或民族历史一样,作为族群“历史”的“弟兄祖先故事”,其内部蕴含血源、空间与时间等叙事符号。     

试论抗战前云南商业的初步繁荣及其历史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云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沿海和内地相比,处于相对落后、封闭的状况。但19世纪下半叶后由于滇越铁路的通车以及社会秩序稳定等因素,抗战前云南商业得以初步繁荣。商号增加、新兴行业出现、商人结构发生变化,并出现了近代化的商业城市,从而促进了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云南近代化的进程。     

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思考

历史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慎重态度,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客观公正地考察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历史人物研究,要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史料并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联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待历史人物,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中去考察;要运用整体性思维,从整体角度贯通地对历史人物予以考察和评价。     

张謇、蔡元培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张謇和蔡元培都是我国近代名的教育思想家，但由于社会经历和认识角度不尽相同，他们在教育思想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他们都主张德、体、智全面发展，而蔡元培更强调美育和世界观教育的重要性；在当时中国应优先发展哪一类教育方面，与张謇较多受日本影响主张当时中国应首先发展国民基础教育不同的是，蔡元培更多受德国影响，主张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在教育经费的筹措方面，蔡元培主要依靠政府，而张謇更强调要自己动手，通过兴办实业以挹注教育；在对学生的管理等方面，张謇强调要严格治校，而蔡元培则实行民主管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     

简论武术技术特征的历史演化

当代的中国武术,除了旨在祛病强体、老少咸宜的健身武术外,大致由作为标志性文化符号的竞技武术和主要依托于民间习武群落的传统武术两大体系所构成.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文化沿承关系,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内容差异.就两者的样式差异、技术嬗变及价值换置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比较、研究,从中展现出中国武术技术演化的历史屐痕.     

中国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历史变迁——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

高等学校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体现为行政主管、教师和学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结构、对共同事务参与决策的权力,以及基于此的联合行动方式（运行效果）。本文对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并探寻其发展脉络及存在的问题。     

城与乡的关系史:新型城镇化思考

从古代的城乡一体,到近代的城乡分离,直至当代的城乡割裂,中国城市的起源和进化以及城乡关系发展史,是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背景和前车之鉴。中国城市化的本质是关于一个植根于超过五千年农业文明的乡村社会,在经过20世纪50~70年代的高度集体化后,如何在政府主导的市场改革下迈向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未来城镇化需要跳出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传统西方思维,从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城市及传统乡村社会的内涵,探索如何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构建互动共融的城乡关系。     

清朝的史注体式

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结时期，学者们以深厚的学力和高度的责任感，对以往的文化典籍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采用各种形式注释历代史书，在史书注释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将古代史书注释工作推向顶峰。     

试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取得过不少积极的成果,但从1957年开始,“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以至发展到后来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就造成了毛泽东在探索中收获的一些积极成果没有很好地被付诸实践和始终如一的坚持。毛泽东的失误和偏差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