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的伊斯坦布尔记忆——论《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文体与文化意识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论文从书中的"我"、另一个"我"、伊斯坦布尔三个主角出发探索其作为小说、自传以及散文的可能,并从中考察了作者利用不同的文体表达了三个不同的主题并最终将三者融合为"呼愁"这种文化意识的形成过程。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治国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发展观历史上的重大创新。探究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不仅有利于我们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且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遵义历代诗词选》中红色诗词概论

《遵义历代诗词选》中,属于"红色诗词"的约占三分之二。"红色诗词"是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创作的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历史印证、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教育、讴歌新成就、抒怀明志等价值功能。     

论曲亭马琴对《三国演义》及其历史演义叙事法的接受与超越

曲亭马琴史传类读本小说的成熟,和以《三国演义》为最高成就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三国演义》的忠义主题和经典故事桥段,被直接吸纳进史传读本《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叙事中。在金圣叹、毛宗岗、谢肇浙等小说评点家的影响下,曲亭马琴突破了《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历史叙事模式,将＂虚实相伴＂＂真幻结合＂＂因文生事＂＂以文运事＂等叙事观念相融合,创造了全新的历史演义类小说的叙事模式。     

数字人文项目前端历史档案资源众包探析:特征、风险及其控制

历史档案资源是重要的数字人文实践对象,而众包是聚合与优化历史档案资源的信息组织形式。数字人文项目前端的历史档案资源众包具有面向项目需求贡献和转化资源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开放和共享资源与成果、基于共同目标实现全景式协作等特点,同时具有网络平台存在安全隐患、用户行为和任务质量难以掌控等风险。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发包方是历史档案资源众包风险控制的实施主体,从历史档案资源众包和数字人文项目的前后端关系出发,可以规划基于历时视角的众包风险控制路径:在前期阶段设计和构建平台并实施用户准入控制,在中期阶段进行指导协调并监督任务执行,在后期阶段检视、审核并发布众包成果。控制成效可在后端的数字人文教学和研究中得到检验。     

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民生、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有: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基础是发达的生产力,主体是人民群众,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基本目标是公平正义,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要保障是制度建设。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比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时髦的国外社会思潮,以其彻底的批判性、特立独行的理论观点,在哲学、文化和艺术等方面都引起了较大的影响。文章从批判性的相通角度将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联系,并着重运用历史的视角分析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别。     

隋炀帝和唐太宗的“暴君、明君”之辨

多年来,国内史学界普遍认为隋炀帝＂暴＂,而唐太宗＂明＂。但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详实梳理,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他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对于他们的＂暴＂或者＂明＂不能简单地以传统观点加以定论,应从多个角度辩证地探究隋炀帝的＂暴＂和唐太宗＂明＂。     

朱光潜诗歌音乐观

朱光潜的诗歌音乐观是在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理论成果上进行深化的。他批判地吸收了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及象征诗派在诗歌音乐性上的理论成果,博取众长,形成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充分的生理与心理学阐释、涵盖抽象情绪的动态体系是他理论的创新之处,但也有概念的混用和滞留于格律的历史局限。文章讨论朱光潜的诗歌音乐观在当代语境下的意义,既是对当今诗坛创作的反动,也为新诗音乐性的理论建设提供另一个视角。     

论教育管理历史研究方式

教育管理学领域中的历史研究极为缺乏,这既与教育管理学学科性质和研究使命的定位有关,也与上位学科的影响以及学术研究环境的制约有关。作为思辨、实证与实地研究的有益补充,历史研究所蕴含的纵向思维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与理解教育管理现象。而客观论与主观论、普遍论与特殊论等争议,则提醒我们关注历史研究是否可能或何种历史研究更为可能的问题。一如其他研究方式,历史研究也有其取向的多样性和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