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魏晋时期社会思想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学术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历史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史学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史学体裁的多样化及内容的繁杂,并使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特别是造纸业的发达,引起文化用具的革新,为书籍的传抄和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认知语境及其与传统语境的比较

认知语境在传统语境的概念上发展而来。是在研究语境问题时。把人的认知能力和语境结合起来。认知语境把传统语境所包含的内容结构化和认知化。它不但包含了传统语境研究的内容，而且包含语言使用者大脑中所有关于世界的假设以及认知处理能力。形成一个心理建构体，为语用推理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传统语境相比。认知语境更清楚、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语境对于语篇理解的作用机制。     

研究社会形态的三项方法论原则探赜

审视探索社会形态有待于相应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不啻为我们提供了唯物史观,尚应把其中的一些原理置于研究社会形态的方法论之角度来认识。这里疏解其主要方法论是:尽管社会形态错综复杂、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自身规律的统一过程,故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视为自然历史过程是研究它自身的首先的方法论原则;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是研究社会某现象或某形态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等系统论原则是研究社会形态的整体性方法论原则。     

20世纪中国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

人道主义思潮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五四”时期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到20年代末期人道主义思潮在主流文论中开始失势，以至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被当作革命思想的对立物受到批判和责难，再到80年代初，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在学术界形成广泛的共识，人性、人道主义经历了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人道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折射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     

试论历史唯物论社会观的现实意义

本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社会观的基本观点以及在现实条件下重申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对大学生个体的现实指导。     

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

与以往年谱“单记行事”,只记谱主好处,不说谱主坏处不同,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抓住谱主史学理论家的特点,全面深入挖掘谱主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也揭示和批评了谱主在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卫道”偏见。这使本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为年谱学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     

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及启示——兼与李述森同志商榷

列宁在国内战争胜利后,自觉地把握住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努力实现了党的思维方式的伟大转变,对新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可贵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问题,历史要求其后继者沿着其思路走下去。斯大林在国内战争胜利后,却未能自觉适应党所解决问题的变化,仍以处理革命问题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使其得出的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便终结了它。这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实践、理论与其思维方式的内在关联,自觉做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统一。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道德信仰的历史逻辑功能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困境,并不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真理性价值的丧失,也不是大学生主体性价值需求的不足,而是作为真知的社会理想信念与大学生个体价值认同的矛盾分裂。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法权地位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实现社会理想信念与大学生个体价值认同的统一。在由特殊向一般、个体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道德信仰起着价值中介、基础的作用,具体表现为道德信仰的社会历史功能和理论逻辑功能及其统一。而这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又具有普遍性,并具有示范和推广意义。     

“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文笔在《史记》中的运用

笔是相对史笔而言的。司马迁撰述《史记》，既用史笔也用笔。史笔旨在考信去伪，直言录实；笔旨在拟虚补罅，饰词运事。笔在《史记》中的运用相当广泛，大抵体现于五个方面，即猎奇述异、夸张渲染、拟话代言、议论抒情和细节描写。笔的运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它使《史记》在雄踞史坛崇高地位的同时，也迈进了多姿多彩、绚丽灿烂的学殿堂。     

西方经济正义思想的历史脉动

论文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的考察和梳理了西方经济正义思想的历史嬗变,阐述了古希腊的经济正义思想、中世纪的经济正义思想、近代西方的经济正义思想和当代西方的经济正义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面临着“正义”的现实问题,研究西方经济正义思想,目的是为建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经济正义理念和价值原则提供广阔的理论视阈和思想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