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分析

文章从水是生命之源的实际出发,阐述了饮水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分析了目前人类饮水被污染状况,并就改善饮水水质确保健康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策略构思.     

长善救失:大学办学理念的中国文化视角

正如现代大学诞生于西方一样,大学的办学理念也是西方一统天下。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并比较了各自的大学办学理念,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大学办学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方面: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学术责任、与时俱进、止于至善。其中,“各美其美”是行动的价值观念,“和而不同”是行动的必要选择,“学术责任”是行动的制度约束,“与时俱进”是行动的管理标准,“止于至善”是行动的最终理想。最后,本文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以也必须从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中吸取智慧与力量。     

《儿童权利公约》与我国基础教育

中小学校是保护儿童基本权利的重要基地。应根据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新要求，研制贯彻《公约》的实施方略，以通晓儿童应享权利为切入点，转变教育观念，改善教育行为，让所有儿童的生命质量、人格力量都能得到提升，获得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     

绩效考评与平衡计分卡

平衡计分卡作为战略绩效管理及评价工具,强调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以及学习与成长四个不同视角来衡量一个企业,四项指标的驱动关系有效地保证了组织战略的实现。平衡积分卡产生于西方完全市场化经济环境下,在中国的实施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分步走,即先在组织或战略层面,然后在员工层面实施,是BSC的应用思路。作者的建议是将边际思想与平衡计分卡相结合,即边际平衡计分卡。BSC的发展趋势是个性化、个体化与复合型。它的有效实施还赖于充分的沟通。     

基因技术与人的自身改造

摘要基因科学的进展使人类得以在基因的层次上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通过基因技术对人类自身进行改造的美妙前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诱惑，然而由于生命本身的复杂性、科学方法本身的界限以及基因科学与技术本身还原论方法的缺陷，也使人类对自身的改造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人心与天理的较量——《论语》朱熹注本与钱穆注本的比较

《论语》的朱熹注本是历来的通行本。虽然钱穆一再称道朱注本,且晚年归宗朱子,但他的思想却明显具有不同于朱熹的以“天理”为着眼点的心学特质。这一特质体现在他的注本《论语新解》中,就是要以自己看重的“人心”来替换朱熹看重的“天理”。基于对两注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朱注本还是钱注本．都是用“一以贯之”的思维解读《论语》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了好的门径。但不可否认,两注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瑕疵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以贯之”的思维是主要原因。在注解经文时如果不能彻底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一以贯之”的想法只会让注本偏离经文,成为自说自话。     

人全面发展途径的教育选择

人要想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就不仅仅是生物人的成人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人的成人的问题。而人的精神成人离不开教育。灵性教育的介入与参与,不失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途径的教育选择。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形成和个性的自由发展等。灵性是人的心灵层面中居于高端的、具有超越性且能够创新技能和知识,能够产生智慧的存在、状态或力量。灵性教育是指传授使学生能够创新技能和知识,能够产生智慧的能力的教育。教育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既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灵性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研究的是人的精神中的一个点——灵性,是以人的灵性提升和拓展为具体的研究对象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对象是人,灵性教育研究的对象也是人。人是二者共同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人的全面发展所研究的人的领域更宽广、内容更丰富,而灵性教育所研究的人的领域相对较窄,只是人的心灵深处的灵性问题。灵性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耦合发展: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灵性教育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灵性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使命与诱惑之间--试论大众文化勃兴下的精英文化意识

处于大变动中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繁荣中潜伏着种种时代的文化危机.作为最有文化的社会精英,作为人类文化的代表者、承传者和创造者,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及精英意识与普通广泛的大众文化诱惑之间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知识分子应看清时代需要,能动地适应社会,创造出更有终极价值关怀力度和深刻揭示人性的作品,共同营造新世纪的文化.     

走出语文课程评价的困境

作为语文课程改革促进者的语文课程评价在理论和实践中遭遇了"两难困境",成为语文课程改革的制约因素,探寻走出"两难困境"的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应从观念改造、内容改造、方法和形式的改造三个维度,检视"两难困境"产生的原因,探索改革的路径和方法。     

The benevolent health worm: comparing Western human rights-based ethics and Confucian duty-based moral philosophy

Censorship in the area of public healt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Groups with vested interest in public health policy are motivated to censor material. As governments, corpor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champion competing visions of public health issues, the more incentive there may be to censor. This is true in a number of circumstances: curtail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soldiers in the Kuwait and Iraq wars, poor health conditions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downplaying epidemics to bolster economies, and so forth. This paper will look at the use of a computer worm (the benevolent health worm) to disseminate vital information in␣situations where public health is threatened by government censorship and where there is great risk for those who ‹speak out’. The discussion of the benevolent health worm is focused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drawing on three public health crises: HIV/AIDS, SARS and Avian Influenza. Ethical issues are examined first in a general fashion and then in a specific manner which uses the duty-based mor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and a Western human rights-based analysis. Technical, political and legal issues will also be examin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better inform the ethical deb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