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会计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银行作为一个特殊的部门,其业务范围和社会作用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不同。银行会计具有较为突出的特点,可以用＂社会性＂、＂独特性＂、＂政策性＂、＂先进性＂以及业务处理与会计核算的＂同一性＂来概括。金融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银行会计服务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透视内心的隔膜——评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和＂人的异化＂是《小镇畸人》表现的主题,也是20世纪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小镇畸人》里的＂畸人＂们生活在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巨大转变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丧失了集体身份,在传统清教思想影响下对性的过度压抑,以及人们意识形态的内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和＂人的异化＂。     

试论诗僧皎然的身份意识

皎然之所以成为诗歌史上以"诗僧"命名僧人诗歌创作群体的第一人,归因于他僧人本位的身份意识.这种身份意识突出的表现在皎然的诗歌理想、诗歌创作和诗学著作中,蕴含着其处于唐代三教争衡和禅宗内部宗派分化的历史背景之下,立足僧人本位对诗、禅关系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对"诗僧"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助益之功,诗僧的创作更是为"诗唐"增添了别样的风貌.     

蒙师的身份溯源及其价值诉求

中国古代官学与私学中的蒙师展现出不同的身份特征,但却都遭受到"舌耕者"的境遇,为学入仕是其安身立命之本,而蒙养治生是其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即便在"舌耕者"的窘境中,蒙师仍能恪守儒家的"德性与伦理",实现为师者的道德期许.当代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身份与价值追求,尤其是教师职业的文化身份建构,可以借鉴我国古代蒙师的身份特性和价值...     

文化多元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践路径

文化多元化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基本文化生态。文化多元化在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文化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和认同危机。面对文化多元化负效应的影响,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同时坚持党领导下的理论创新等。     

学术创业企业从0到1的成长

学术创业企业的成长伴随着从科研网络向产业网络的跨越,为了解析其成长机理,本文以中美两国共14个学术创业案例为依据,从“社会网络—合法性”视角分析企业网络的动态演化,并着重探讨了各阶段合法性约束的种类、身份转化劣势的作用机制以及合法性策略选择的情境条件。研究发现：（1）学术创业者在创业者存在身份转换劣势,并给企业带来合法性约束。（2）根据网络边界跨越方式的不同,创业者建立合法性的策略可分为直驱型策略和迂回型策略。（3）合法性策略的选择受到企业所在网络的多样性和自身技术新颖性的影响。基于学术创业的特殊情境,论文提出身份转换劣势的概念,并为企业成长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做出贡献。     

组织双元性:概念内涵、身份模糊及实现路径探析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组织双元性对于组织的繁荣成长至关重要,然而以往对双元性组织的研究更多是从双元性前因及结果方面进行实证数据论证,对其自身身份及实现路径研究不足。首先,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总结组织双元性存在的两大概念分歧,分析组织双元性在测量维度上的差异以及维度之间所存在的协同效应;然后,介绍双元性组织表现出的3类身份模糊性问题,并从双元性的权衡取舍观和平衡观两个视角构建双元性的核心张力形成机制以及双元性实现路径机制框架;最后,根据研究现状以及所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思路和建议。     

我国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倾向探析

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执政党能否成功领导并实现现代化,农民的政治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政治认同程度较高,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弱化倾向.这种弱化倾向在行为上表现为不合作与疏离、维权抗争、越轨、自暴自弃,并表现出与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相关的特征.弱化倾向产生的原因在于农民在社会公正观念支配下产生了被剥夺感、被歧视感、被抛弃感和挫折感.     

试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认同

政策认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政策认同障碍是导致政策规避的重要心理原因.要强化政策对象对政策的认同和支持,顺利实现政策目标,就必须加强政策教化,注重沟通,协调利益,奖惩相济,改进与政策对象的互动方式,充分发挥政策对象在政策执行中的积极性.     

‘Experimental’ secondary modern education in Britain, 1948–1958

Studies of mid-twentieth century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have conventionally hinged on the 1944 Education Act, foregrounding policy over practic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war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movement for postwa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It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one teacher who was active in the early ‘experimental’ years of secondary modern education, suggesting that this period was importan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education. It seeks to complicate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readings of ‘meritocracy’ in postwar educational history. This article also highlights the paucity of available sourc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secondary modern school, arguing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well-documented cases, placed in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