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林氏与唐代福建文化的振兴——林蕴《睦州刺史二夫君神道碑》考论

《睦州刺史二夫君神道碑》是福建名士林蕴为其父林披所作,碑文包含了中唐福建社会变迁的史实,是研究中唐以降福建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过对碑文的考析,揭示了在中唐变革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林氏一家与江南文化圈的关系,以及以林蕴、林藻、欧阳詹为代表的闽中士子群能够率先走出福建,融入主流文化的原因。通过碑文与相关文献的比读,进一步揭示科举考试刺激下唐代福建文化的文学特质。     

论科举文化学的学科基础

从科举文化学的视角而言,"考试"在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韵味。从科举考试诞生的1300多年看,它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随着考试文化的积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华乃至世界考试文化圈。其中最有文化张力的是"科举"和"高考"(准"现代科举"),它们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在其运行过程中,筛选、传承并创新着中华文化。     

科举制度废除前后之社会舆论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前,社会舆论摇旗呐喊,从而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营造声势。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舆论又众说纷纭,促使人们重新反思科举制度。     

女诗人:女性话语的自发者——唐代宫怨诗创作主体考察之一

唐代宫怨诗以作者身份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女诗人的自我抒发与男诗人的代言之作。女诗人包括有名号的后妃、和亲的公主、普通的宫女三类。这些女诗人的宫怨诗可以说是女性话语的自发者,以我手写我心,真实地透露了她们的心声,其诗歌中哀怨的内容不同而艺术风格相近,都呈现出明显的女性色彩的情感基调和抒情话语模式。     

我国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

自汉代以来,我国就已经将科举考试作为了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明、清两朝大致相同,考试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其阅卷制度也十分严密,建立了锁院制度、糊名制度和誊录制度。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程式化,并且八股文数百年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     

儒家价值观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儒家价值观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没能正确看待和运用儒家价值观。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中国才有望在世界科技领域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获得与自己大国身份相称的地位。     

北宋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论——着眼于太学内部的考察

北宋时期的太学制与科举制在发展演进中衔接碰撞、互动影响。着眼于太学内部考察,太学制度的演变源于科举改革的背景,太学科举化趋势明显,科举制对太学解额及免解制度、教学与考试内容、管理制度制订实施具有强大导向作用。随着兴学改革中太学影响日盛及对科举制的悖反,朝臣围绕太学制度与科举制度的优劣之议、太学取士与科举取士的存废之议、释褐状元与科举状元的名望之议集体论辩,推动北宋教育改革发展。徽宗朝由诏罢科举取士到诏罢天下三舍取士,历经17年特殊时期,从政治经济形势、教育改革现状等考论其缘由,对深入论析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选官与学律——论明代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法律素养

明代科举独设进士科,使人产生科举选拔的人才普遍缺乏律学基础的印象,然而明代科举制度的设立理念以选拔全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究经由科举入仕者的法律素养。明代三级官学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知识传授与考核制度,使士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法律基础知识。乡试、会试中判语、策等法律试题从多维考查了士子的法律素养,唯有法律知识储备与法律思辨能力兼具者才能脱颖而出。殿试策问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征询了士子们关于国家治理中法律问题的见解。部分新科进士还要到各衙门观政,通过读律、理刑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就选官层面而言,明代士子在进入官僚队伍前即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明代科举制度下官员欠缺司法能力的看法并不允当。     

从早期江南三书院看书院教育、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

早期鼎峙江南三书院,尤其是东佳书堂(义山书院),乃我国早期书院发展的规范化的标本。早期书院始终普遍存在修德(家传教义)应试(期取青紫)的双重使命,书院教育与科举制度是有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清末科举制革废与近代教育主体意识的诞生

清末科举制革废和新教育兴起所带来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变、教育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公共言说领域的活跃、办学体制的多元化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政学分离。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现代教育主体意识的觉醒为我们全面评价教育独立思潮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