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经济圈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因子研究

利用我国三大经济圈2002—2012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从多个角度入手探讨三大经济圈产业结构层次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FDI对三大经济圈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科技人力投入,且其作用效果远大于RD经费投入;而固定资产投资及政府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较低。最后分析影响各因素边际效应的外部环境,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支出对产出的影响——基于2005—2011年32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分析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各项科技活动支出的绝对量及变化、支出强度及变化,构建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运用2005—2011年32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不同科技活动对产出的影响,主要结论为,(1)各项科技活动的支出均呈增长态势,其中RD内部支出增速最快;除了RD内部支出的强度在增加外,其余五项的支出强度在减弱。(2)RD内部支出、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对工业销售产值有显著正影响,RD内部支出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的产出弹性;RD外部支出对工业销售产值没有显著影响;购买国内技术支出对工业销售产值存在显著影响,但弹性系数为负值,存在一定程度的负效应。并分析原因给出相应建议。     

减排政策与工业行业减排成效:2007年前后的比较研究

运用模糊聚类方法并使用总资产、利润总额、能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对我国39个工业行业进行分类,依据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特征确定规模特殊行业和效率特殊行业,探究2007年重要减排政策对特殊行业减排成效的影响。主要结论为: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规模的重工业化趋势减弱,但电力行业始终具有特殊性;2008年起,轻工业行业在能源消耗和污染物处理效率方面的缺陷得到弥补,两类特殊行业证明了工业能源投入与污染产出特征随时间发生变化。同时,减排政策对高污染行业控制成效优于高耗能行业,促进了特殊行业能源消耗和污染物处理效率的整体优化,但需进一步强化轻工业减排政策。最后,提出我国工业减排的政策启示。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集群与企业业绩增长

产业集群对企业业绩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集聚正(负)外部性对企业业绩增长的作用效果会受到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产业集群对异质企业业绩增长的影响,并应用分位数回归法,考察了产业集群对异质企业业绩增长的影响随企业业绩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总体上,企业业绩增长明显受益于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企业资本深化度与本土根植性水平越高,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企业业绩增长率的促进效果越明显;随着企业业绩增长率的提升,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于高资本深化度与强本土根植性企业业绩增长的促进效果呈现出增强的趋势;低业绩增长率企业的资本深化度越高其拥塞效应越显著。     

产业集群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分析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组织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多少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国内关于产业集群品牌竞争力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国外,且偏离实际应用范畴,因此,科学系统地建立一套产业集群品牌竞争力测评指标体系势在必行。从产业集群品牌的外显竞争力和内隐竞争力两个角度,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建立一套完善、科学、具有实操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产业集群品牌竞争力评价模型,能够为产业集群品牌竞争力的监测、品牌管理体系的完善及集群内部企业品牌的发展提供动态模型参考。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煤炭企业产业协同效应研究

现今煤炭市场供大于求,行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煤炭企业为了度过难关,正在大力开展产业协同的实践,急需在理论上回答企业多元化的产业协同效应问题。本文基于系统建模的思想,构建了煤炭集团的多元化产业协同效应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分析各产业板块内部及产业板块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构建各产业板块利润子系统以及集团总体利润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神华集团为例,通过调节各产业之间的内部交易量对所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仿真模拟分析。结果显示,加大集团内部各产业间的协同程度,集团的整体绩效都会显著地增加,其中,煤炭与铁路的协同效应最为明显、煤炭与电力间次之,后续依次为煤炭与港口、煤炭与航运、电力与煤炭。据此建议煤炭企业集团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企业内部的市场建设,利用资源优势进行产业链延伸。     

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视角

产业集群由于其特殊的空间组织形态,推动企业间的联系,加强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本文创新性地提出纵向、横向、斜向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基于产业集群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各个维度特征不尽相同的视角,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会呈现较大差距进行深入探讨,以此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集群创新绩效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实证结果显示:在形成期,只有纵向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成长期,纵向社会资本、横向社会资本和斜向社会资本均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性最强;成熟期,横向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表现出负相关,纵向社会资本和斜向社会资本仍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性减弱。     

论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遭遇及其应对

积极关注并认真探讨高等教育所遭遇的时代问题,这既是高等教育研究所承载的学术使命,亦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核心机制与现实诉求。 MOOC时代的到来,在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蓬勃生机的同时,亦带来了诸多挑战,且这种挑战业已超出教育层面而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亟待关注与应对。此外,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高等教育要实现自身的范式转型以积极拥抱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0年以来北京市现代产业功能格局的动态演变

本文通过分析2000年和2010年北京市18个区县现代产业体系主要行业门类就业人口数据的变化,对城市现代产业功能格局的动态演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中心-外围等不同区域的现代产业体系中不同行业的就业比重存在差异并不断变化,这体现为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功能专业化和空间集中度的改变,从而推动了北京市现代产业功能格局的调整,即集中表现为城市现代产业功能格局从某种意义上的“双扇形结构”向显著意义的“圈层结构”的转变。而且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朝着基于价值链环节的空间分工调整,即中心圈层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功能专业化优势显著,城市功能拓展区和昌平区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功能专业化优势,现代制造业则向远郊区转移。     

基于劳动力供给明“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以重庆市劳动力资源演变趋势为例

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系。面对普工的“用工荒”,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