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

新制度主义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一支活跃的重要理论流派,形成于1970年代后期,在1990年代以后又取得了重要进展。这种新进展在教育领域得到了较充分的显示,学校不再简单地被认为是强制度环境和弱技术环境的组织。制度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强调认知和权力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制度与市场的统一,显示了制度研究的多角度和宽范围以及制度变化研究的新思路,在组织同形性和多样性、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之间搭建了互通的桥梁。     

亚洲区域合作中的非制度性因素——一种分析的视角

区域合作是20世纪的新事物。它是在区域主义的兴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多边合作形式之一。亚洲区域合作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至今已形成了由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两大区域合作组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存在制度上的缺失和错位,所以亚洲的合作水平和深度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文章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亚洲区域合作过程中的非制度因素,通过对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亚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统一化将是一个长期、艰难和渐进的过程。     

制度变迁与村干部角色演变

通过历史考察认为,在总体性社会时期村干部是政府代理人,在过渡时期演变为村民代理人,在乡政村治时期异化为谋利型代理人。农村制度变迁影响了村干部角色的演变,不同方式的制度变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干部角色的走向。今后农村制度变迁必须考虑其可能对村干部思想与行为产生的影响。     

我国推进“院校研究”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开展“院校研究”的宏观背景已经基本形成,但要把“院校研究”打造成为高等学校管理的必须手段,还存在着对“院校研究”的研究不够、组织制度不健全、数据资源匮乏以及研究方法不当等诸多制约因素。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使“院校研究”在中国高校的实践从“自发”走向“自觉”。     

制度分析的层次问题与国际制度研究

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大都将某一层次的制度作为自己的分析对象,而把更高层次的制度作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从关于国际制度层次划分的代表性观点来看,构成性制度相对于限制性制度而言是更高层次的制度,普遍性制度相对于特殊性制度而言是更高层次的制度.这种将国际制度区分为不同层次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国际制度研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理论争鸣.     

办刊之道:坚守与创新 ——以《水资源保护》实践为例

为了给类似中文科技期刊提供参考和借鉴,以《水资源保护》为例,回顾其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剔除,又重新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历程。分析原因,总结经验,认为《水资源保护》坚持办刊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得到编委的大力支持,并创新了“一会、一刊、一平台”的办刊模式,尤其在会议平台和网络平台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运作经验,可以由此探寻其走出低谷的原因和轨迹。但与大多数中文科技期刊一样,其存在的机制保障问题也不容忽视。中文科技期刊要坚守办刊质量,创新办刊模式,并寻求良好的管理机制来保障期刊平稳快速发展。     

机构性谈话的会话分析研究

文章详细介绍了从会话分析角度对机构性谈话开展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层次。从会话分析角度对机构性谈话进行探讨可以从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词汇选择、话轮设计、序列组织、谈话的整体结构,以及谈话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关系（Paul Drew＆John Heritage,1992）。这些内容的开展与实现是交际者通过采用常见的会话手段实现的,比如,话轮转换、话语修正、言语反馈,等等。总的来说,从会话分析角度开展对于机构性谈话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会话机制的运作,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机构和交际身份在序列组织中的具体体现。     

晚清制度变迁中的袁世凯——评麦金农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天津与北京（1901-1908）》

麦金农对袁世凯和新政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忧虑：相对说来,我们对清末北京政府所受的外部和内部压力知之甚少,对帝国在世纪之交的政治权力结构如何改变的情况知之更少。作者的研究和新见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除大量运用常见史料如《袁世凯奏折》、相关地方志如《广宗县志》、档案资料如交通部档案以及“海关报告”外,更多地利用了“英国外交部档案（白皮书）”,并以此与《袁世凯奏折》比勘使用。同时,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关军机处的档案如“光绪朝的商务档、方本、奏编”也使用较多。这自然保证了此项研究的学术性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