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以我国316家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14—2018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调节效应检验研究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及股权结构在二者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且研发人员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高于研发资金投入;第二,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均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因此,信息技术企业在提高研发创新能力时不仅需要足够的资金保障,更需要充足的智力支持,且适度提高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在华跨国公司独资化倾向分析

跨国公司独资化趋势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甚至政府的广泛关注,本文对独资化的概念、趋势、影响进行详细的界定与阐释,并提出C-R模型分析独资化产生的原因,分析了两种现象--跨国公司独资化趋势与中外合资企业不断出现--将长期并存的原因,最后本文提出了应对独资化的一些宏观和微观建议。     

浅议现代远程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现代远程教育是我国新兴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其发展中不仅承担了我国全民学习、建立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同时现代远程教育以它新的教育模式同样可以承栽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应承担的任务。特剐是在发展边远山区，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将彰显其特殊教育模式的作用，以补充普通高等院校教学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不足以解决国家时高等教育投入的困难。     

风险资本专业化对被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风险资本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是重要的学术和实践问题。论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风险资本专业化投资对被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资本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并且风险资本行业专业化程度越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进一步检验发现,风险资本的行业专业化对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阶段和地域聚焦投资强化了行业专业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行业专业化提高了风险资本进行早期阶段和近距离投资的倾向,不同专业化之间存在部分相互强化关系。论文从专业化角度,揭示了风险资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机制。     

已吸收冗余、政治关系与研发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研发投资是企业发展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资源观,运用233家上市公司2007年-2011年为样本的面板数据,研究可吸收冗余、政治关系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F检验表明该回归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在此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已吸收冗余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系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政治关系强度进一步增强已吸收冗余与研发投资强度的倒U型关系。本研究拓展了研发投资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有实践指导价值。     

FDI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我国2000—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FDI及其与环境规制相结合的角度实证分析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相应门槛时,其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会抑制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政府应结合不同地区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制定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以此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     

环境约束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基于PSM方法的研究

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所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否会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造成影响。文本利用2004~2007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全面系统地评估了环境约束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研发创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不仅具有即时性,同时具有持续性;此外,研究还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类型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官员更替、银行授信与企业研发投入

利用官员更替数据匹配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质量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官员更替、银行授信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都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官员更替这种强烈的外生冲击会强化银行授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不过,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对规模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的直接和交互影响存在着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丰富和完善官员更替制度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外来直接投资在欧洲与中国的比较

本文分析和对比了外来直接投资在欧洲与中国的决定因素、特点以及对区位经济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外来投资在欧洲主要是利用欧盟扩大所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和绕过反倾销政策(欧洲国家在WTO框架下常采用),同时也利用东中欧的低劳动力成本。但外资在东中欧常为转型中复杂的税收结构所阻碍。而在中国,外来投资既追求市场也利用要素成本的差异,同时WTO框架通过它自己的方式对欧洲和中国的外来投资施加了深远的影响,外资在欧洲和中国通过与外部的互动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点,但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和区域发展。在欧洲,外来投资与欧洲的融合和繁荣紧紧相连。在中国,外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