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脱钩指数的2020 年江苏省耕地保有量目标分析

脱钩理论是近年来国际上在测度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之间关系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方法。本研究引入脱钩理论中的脱钩指数及其评价标准,采用历史分析与未来预测相结合的方法,估算了2020年江苏省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及其耕地保有量缺口。并且利用试算内插法,测算出了实现耕地保有量目标时的脱钩指数值。研究结果表明：①近30年来,江苏省经济增长与耕地消耗的脱钩指数一直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结构效应和政策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②实现2020年耕地保有量目标压力巨大,脱钩指数只有维持在不大于0.0012的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耕地保有量目标。因此,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耕地保有量规划目标,则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更多积极的政策措施。     

家庭劳动力配置、承包耕地数量与中国农民的土地处置——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考察了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与中国农民土地处置方式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务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土地流转和耕地撂荒的倾向就更高。家庭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对于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是微弱的或不显著的,就自我耕种与闲置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但影响较弱;就自我耕种与转出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协调的“三线”划定方法研究——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下,科学合理地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三线”）对统筹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效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城市景观格局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对“三线”内涵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线”协同划定的分析框架和协调策略,选取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为案例区,通过构建“生态-耕作-建设”三种利益导向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分析了不同目标导向下各类土地利用适宜性程度,综合各适宜性评价结果识别土地利用冲突区,基于生态优先、集中紧凑、邻域和谐和空间识别的原则,对各类冲突区进行耦合协调,以期为“三线”划定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区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包括西部的茅山片区、北部的天荒湖湿地以及钱资湖、长荡湖等区域,总面积260.63km²;基本农田主要分布在茅山片区及低山丘陵的东侧,中部冲积湖积圩田平原和东部的高亢平原,总面积303.57km²;城市开发边界圈定了中心城区可扩张的最大范围,总面积69.43km²。     

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评价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土地是重要的资源和资产,也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明确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拍挂方式出让,即市场化配置。但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为招商竞争等原因而实行低地价政策,将地价定位于工业用地最低保护价,"多地一价"现象普遍,致使工业用地市场流于"有形",势必影响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以江苏省为例,结合市场机制进行工业用地市场化分级,以土地市场交易平均地价为自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地价影响因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构建地价模型,通过测算地价、交易均价、最低保护价的比较分析,得到以下结果:①三类地价总体格局相当,由南至北呈"高-低-高"的格局,形成以环太湖为主高点、邳州市等为次高点和宿迁为谷地的区域分布格局;②工业用地市场受最低保护价政策影响较大,偏离土地利用实际情况;③1级、2级、3级市场交易均价分别为测算地价的107%、108%、85%,说明在非有效市场环境下地价平均偏低了15%;④1级、2级、3级市场最低保护价分别为测算地价的97%、95%、85%,表明如与2级县市相当,3级市场最低保护价至少可以提高约10%。     

基于改进TOPSIS法的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以重庆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论文从土地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利用可持续性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指标,采用改进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根据重庆市1997年-2007年的城市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评价其土地利用绩效水平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①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绩效逐渐提升,1997年-2007年绩效指数从0.1866增加到0.7707,土地绩效程度经历了低级绩效—中级绩效—良好绩效的演变历程;②2005年以前,土地利用生态可持续性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的最大障碍因子,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影响最大;2005年后,土地投入水平是最大障碍因子,地均从业人数的影响最大;③长远来看,土地利用程度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的首要因素。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投入水平障碍度以年均9.66%、1.47%的速度增加,而土地利用效益和土地利用生态可持续性障碍度以年均3.00%和1.44%的速度下降。最后,根据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现状提出提升土地利用绩效的主要路径。     

集约化农区耕地资源多样性及其发展模式

保护耕地资源生态多样性与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效益,对集约化农区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应用生态足迹方法,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5团灌区为例,对集约化条件下耕地资源生态多样性及其利用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5年～2005年灌区耕地人均生态足迹呈逐年增加趋势,且与生态承载力基本协调;灌区耕地生态足迹的多样性指数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发展能力有待提高;耕地资源发展能力与多样性指数、GDP足迹三者之间关系达到极显著或显著水平.因此,积极稳妥的搞好集约化农区农业结构调整,走农林牧复合型农业发展模式,是促进耕地资源生态多样性、提高耕地资源集约利用效益的有效手段,最终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耕地利用保障体系.     

基于标准样地的国家级农用地等别质量监测点设置方法探讨

标准样地作为典型农用地等别质量的标志地,产生于农用地分等,省级以上标准样地分布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可以满足作为国家级农用地等别质量监测点的需求,研究建立基于标准样地的农用地等别质量监测点设置方法对创新农用地等别质量监测体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选择业已完成农用地分等国家级汇总的冀豫鄂3省为案例区,探讨从这3省省级以上标准样地中选择合适样地作为国家级农用地等别质量监测点的方法.文章采用格网法与景观多样性指数法布设3省农用地等别质量监测样带,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标准样地作为监测点,最终从确定的一纵三横四条监测样带中抽取出48个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样地作为农用地等别质量的国家级监测点.研究认为作为国家级农用地等别质量监测点,首先需要监测点在等别质量上体现区域农用地等别质量骨架;其次监测点数目合理,以此才能在保证监测精度的前提下,有效减少数据冗余,同时节省监测数据采集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试论耕地保护的非对称利益冲突

人们在权衡耕地保护利益冲突时往往采取了区别对待的非对称处置方式,使得耕地保护收益被严重低估和耕地资源利用未发挥到最高最佳。耕地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非对称冲突主要包括：耕地保护成本收益的非对称核算;耕地占补平衡与统筹区域土地利用的非对称冲突;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与土地资源收益的非对称冲突;耕地资源保护与耕地资产经营的非对称冲突。基于耕地保护非对称利益冲突的政策启示是：要提高人们耕地保护的供给意愿,应该依靠“两大支柱”,一是提高收益,把耕地作为一种资产来经营,作为一种价值工程来开发,充满无限商机。实施耕地保护的区域经济补偿,以矫正耕地保护的外部经济性,让耕地保护者真正有利可图;二是协调发展,遵循耕地保护机会成本和耕地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统筹区域土地利用,使耕地保护成为实现农业区域专门化,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效益的手段,以耕地保护为契机,建立区域协作与联动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是土地整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土地整治规划的核心环节。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控下,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化型及非城镇化型两大类;针对非城镇化型,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结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规定,将其划分为内部改造型、原地优化型及迁村并点型;根据不同整治类型,采用模式法构建相应的整治潜力测算模型。并以宜城市小河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预计到2020年小河镇通过整治可释放潜力117.83hm²。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提供新的思路。     

土地经营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驱动机制——基于273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采取"以地生财、以财养地"的城市土地经营模式,凭借土地出让获取土地收益,并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等城市建设投资,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但土地经营对城市规模的空间扩张机制仍有待理清.基于地方政府土地收益和城市建设投资两个维度,本文构建了中国地方政府土地经营驱动的城市空间扩张理论逻辑,选择2003-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