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叙事文学中的性爱隐喻

性爱叙事是汪曾祺成长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汪的兴趣不在于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性爱也是其叛逆叙事的隐喻。汪小说中的女人大胆地表达出自己的性爱需求,无视所谓清规戒律。＂红杏出墙＂故事细腻地表现了女性在不幸婚姻中的困兽之斗。汪曾祺的叛逆意识构成,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整体。既有民间文化成分,又有西方现代性文化因子,同时也与20世纪的五四启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买卖婚姻是造成女性主体性丧失的一种典型的婚姻方式。金钱婚姻作为女性＂物化＂的表现形式,最集中地体现了女性深层意识中求安稳的依附性和劣根性。     

我们为什么要追寻容闳和留美幼童的足迹

从容闳与留美幼童这个重大事件所处时代及事件性质所具有的标志性来看,从解剖一个时代社会横断面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留美幼童在中国留学史中所表现出的先锋、示范作用来看,容闳和留美幼童的足迹是值得我们努力追寻的。有关容闳与留美幼童历史的研究,十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不少值得探索的新课题。对容闳与留美幼童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与僧侣东渡扶桑的原因及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有不少中国文人和僧侣,由于明末战乱、日本德川幕府的支持等原因,纷纷东渡扶桑,形成了一次移民浪潮.与此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向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又一次高潮.在这过程中,中国人在宗教、哲学、医学、建筑、书法、音乐、武术以及造船业等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玉茗堂到咏怀堂——阮大铖与临川派

在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下，阮大铖秉心学末流之弊，又受佛家六相圆融观念的影响，同时为传统功名思想所驱使，从而形成实用型人格，失去基本的是非善恶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临川派作家中，阮大铖是将剧作的学性与舞台性结合得最为成功的一人，其传奇作品执着于人世的悲欢，藉佛老思想达成与现实世界的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阮氏的思想特征，而与汤显祖、吴炳、孟称舜等临川派诸家大异其趣。     

解构悲怨情结 抒写生存困境——论汉末魏晋六朝的悲怨诗歌

悲怨诗歌是汉末魏晋六朝诗歌的主旋律,它解构了诗人的悲怨情结,抒写了人们的生存困境。文章列举了嗟生怨、贫贱怨、仕宦怨、羁靡怨、离别怨、闺阁怨等悲怨诗况,并从时代气运、文化背景、文学风尚等角度对怨许成因进行了层层剖析。     

晚明城市风尚变化与个性化书风

晚明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引人注目的时期。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 ,城市风尚发生剧变 ,传统礼教受到了极大挑战。这些变化冲击着当时的文艺思潮 ,使得晚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化风格。     

论韦庄词的情感特质

晚唐词人韦庄以直抒胸臆的创作手法和表现视域的宽阔、题材的多样性，直接开启了宋代婉约词的先风。他的歌词再现了自己双重人格和双重情感特质，充溢着对生命短暂的感叹、壮志难酬的忧虑，历尽磨难渴望和平的理性向往，以及扬弃正统思想的等级观念之后，对下层民众深表同情的人主义情结。同时也反映了晚唐及时行乐消沉颓废的时代风尚在他思想和灵魂深处留下的点点痕迹。     

无效婚姻制度中人文主义问题的探讨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体现人文主义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是实现无效婚姻制度实效性的要求。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在内容、财产处理、子女权益以及宣告无效制度等很多方面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但在婚姻无效的溯及力、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及子女权益的保护等问题上,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程度还远远不够。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期使法律的人文精神得以更好地彰显。     

湘云新论

文章从身世、性格、诗才、爱情婚姻悲剧、思想意义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湘云进行论述,从而赋予其全新的意义.     

关于探望权主体相关问题探讨

婚姻法中新增设的探望权制度,有其积极作用,但在保护子女利益方面还需完善,本文提出在坚持以保护子女利益为核心的立法宗旨的基础上,应赋予子女探望权的主体资格,子女对探望权的行使具有选择权,在一定情况下,子女有权拒绝父母的探望,而父母却不能自动抛弃其探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