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中婚恋描写与功名富贵的关系

《儒林外史》中涉及婚恋的描写多达十多处，这些描写并非闲笔。吴敬梓对这些婚恋情节分门别类，运用多种描写手段，或详写或略写，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了功名富贵对婚恋的影响，强化了“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思想主旨。     

白皮松后期胚发育的研究

白皮松成熟胚的显著特点是苗端发达，胚苗端的H／D(高度与直径)比率平均为0.83,   有时达0.96，为松柏类植物所罕见。它的苗端可分为四个细胞区：顶端原始细胞、中央母细   胞、周缘组织和肋状分生组织区。在肋状分生组织与下胚轴的髓之间，有一过渡组织区。       从成熟胚的结构来看，松科成熟胚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类型：1．子叶特别发达，但下胚轴短; 2．下胚轴与根冠近等长; 3．下胚轴比较发达，白皮松就是这种类型。     

论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策

19世纪6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干涉,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民族分裂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清政府坚持军事平叛与外交谈判、经济开发三者相辅相成的对策,并以新疆建省,以巡抚制取代军府制,有效化解了危机,确保了在晚清70余年时间内,西北边疆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清初以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影响深刻,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强烈的内聚力,而边疆的动乱违背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     

清末立宪思潮与近代甘肃法政教育的发轫

清末社会,随着立宪思想的日益兴起,法政知识与法政人才成为社会亟需而倍受重视,法政教育也应时兴起。本文主要考述在清末立宪的社会思潮之下,地处西北边远的甘肃地区法政教育的发轫。     

从上海竹枝词看条约口岸知识者民族观念的演变

晚清民初的上海,既是国家门户开放,中外观念碰撞的一大空间,也是竹枝词空前繁荣的一个胜地。如果说,条约口岸的地理空间造就了一大批条约口岸知识分子,那么,通过对于这一时期流传的竹枝词中夷洋等涉及民族观念词汇的语料库语言学分析,则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在国家社会转型时期,这批条约口岸知识者的民族文化观念是如何由直呼为夷,到夷洋混用,再到去夷用洋,表达出自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心境,由此也可看到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嬗变的一个轨迹。     

胡乔木晚年对中共治史理念的新思考

作为中共党史专家兼领导者,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太多的思考。这种思考,带来他治史理念的新变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党史学遭到的破坏,胡乔木科学论证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党史研究要坚持科学性、四面八方、历史主义、学术价值与阅读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晚年他还特别强调对中共党史研究要坚持以史实叙史,以及历史要分析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他的这些新思考,为中共党史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作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发展。     

也谈婚前按揭婚后取得房产证的住房及婚后增值部分之归属——兼评最高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6条、第11条

婚前按揭婚后取得房产证的房屋及增值部分的归属是离婚争议的主要情形之一,也是理论界、实务界意见相差极大的现实问题。正确认识《物权法》与《婚姻法》的关系,坚守婚姻伦理和公平观念,在保护夫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同时,必须照顾无房一方的利益。     

晚唐五代归义军与凉州节度关系考论

随着唐大中五年归义军的设置,沙州成为河西的政治中心。由于受到凉州吐蕃的隔阻,归义军与唐朝的联系一度只能通过绕道天德军来完成。而在咸通四年之后,河西出现了归义军与凉州节度两个藩镇并存的局面。在设置之初,凉州节度对归义军采取了敌视态度。从乾符年间开始,双方的关系得以改善。直至五代时期,凉州仍希望从归义军获取军事及物资援助。由于归义军已不具备控制凉州的能力,所以,五代时期凉州对于归义军的意义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保障道路交通层面。     

老舍、张爱玲小说婚恋模式对照及其探源

老舍、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婚恋模式是引人瞩目的问题。在老舍看来,爱情与婚姻是割裂的,所谓理想的婚恋,就是要有一个贤淑宽容的女性,并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张爱玲恣意书写金钱、家庭、社会、人性以及不可知的命运等要素在两性婚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书写人生中的种种无奈与荒谬。对老舍、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模式进行整体观照和宏观审视比较,探究老舍、张爱玲婚恋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写作的时代合理性。     

浅析《剪灯新话》婚恋故事及瞿佑的创作原则

《剪灯新话》作为明代一部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传奇小说,所写的婚恋故事颇具特色,故事中男女双方的恋情多是曲折感人的。作者不惜笔墨地描写了双方如何结缘、如何寄情传情以及恋情发展的结局。内中故事跌宕起伏,感人至深。书中二十一篇作品渗入了作家丰富的学术思想。其求实的治学态度、着眼全局的创作要求、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视、对儒释道三教的广纳博采于《剪灯新话》中都有深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