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策略的语用理据——以杨必译《名利场》为例

翻译与语用学的融合为翻译学的构建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文章运用诸多实例,从三个方面即言语行为理论、含意理论以及语用综观下的翻译策略研究阐述了语用学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与解释力。在此基础上认为,文学翻译的语用学方法应注重实证性与动态翻译过程的研究,透视语用翻译的本质,构建文学翻译策略的语用模式和方法。     

论《魔鬼与上帝》中格茨的意志冲突

在《魔鬼与上帝》中,萨特通过格茨完全作恶和完全向善的行动的失败,表明了人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任何试图把二者完全分离开来的努力终将只是徒劳。只有人性因子所体现的理性意志能够约束和引导兽性因子所体现的自由意志,人才能成为有理性意识的人。与此同时,萨特也通过海因里希在教会和穷人之间做出选择时遭遇的伦理两难,揭示了人生总会面临种种无法避免的困境。     

畲族丧葬习俗演变初探

丧葬习俗是畲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畲族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民族文化系统和民族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畲族丧葬习俗在历史上发生过从悬棺葬、火葬到拾骨葬的演变,变迁之中有传承,这种演变与民族迁徙活动密切相关。     

卓然独秀南中国——论新世纪的广西文学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西文学也呈现出新的面貌：知名作家、女性作家、文学品牌、获奖作品大幅增加,海外影响不断增强。与此相应,广西文学也展现着不同以往的品质：愈加深刻的土地情感,更为深厚的现实关怀,自我追问的不断探求,人物形象的经典性以及更加细致的艺术品质。而这些也都印证着新广西文学的成长和成熟。     

文学与回忆——无意识所演示的鲁迅的纯文学创作

心理学研究表明,无意识活动在时向上通常表现为一种＂回溯性＂,鲁迅的纯文学创作明显可见这种无意识活动的特征。无意识活动以其从遮蔽到敞开的运行轨迹,富于表征性地将鲁迅的纯文学创作分为两个阶段,潜在地演示了作者的精神史和时代的思想史的一些重要方面,同时也为文学创作中无意识的介入方式及其与意识消长关系的某种规律的探寻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解读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性

赛珍珠的文学作品给西方读者描绘了中国的民族社会生活与习俗,＂为美国增添了一个假想的大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种文化交流模式增进了中西方民族的相互了解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魏晋南北朝文体建构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活动不仅是审美自觉的结果与体现,也是整个社会关系变化与重建的结果,并成为重建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资源。在整个文学场中,文体建构活动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文体分类、文体特征分析、文体适用范围的规定等,从而赋予文学明确规定性特征,这就为一些社会存在领域进入文学场、获得话语权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也为各种表达活动以及相应的交往活动确定了规范性的结构关系。     

论析《文心雕龙》的文学语言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语言观建立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之上。刘勰认为文学语言起源于人的创造而具有社会性,“文”、“笔”之中的语言只要情志充实而可信、言辞巧妙而有文采就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要求在内容传达上要有风骨、在运用形式上要有“三文”之美,是质和文、情和采的统一体。     

主体间性与文学批评

“主体间性”是20世纪逐步兴起的一个哲学与美学概念,随着西方哲学与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主义美学和文论思潮,它越来越引起文学理论家的关注,并且发展出“文本间性”(或“互文性”)。这样“主体间性”就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概念;它可以比较合乎逻辑地解决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的关系,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主体间性”也有其适用的场域和限度,过分地运用它势必产生文学本体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