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编与吸纳:1930年初“左联”文艺期刊检视

"左联"成立之初,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南国社等创办的既成刊物随之变成了"左联"的文艺阵地,计有:《大众文艺》、《南国月刊》、《艺术月刊》、《沙仑月刊》、《拓荒者》与《萌芽月刊》。通过这些刊物,"左联"推介了一些左翼文学新人、新作和新理论,推进了"大众文艺"的发展进程,为将民众引入艺术殿堂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也推进了左翼文艺界的大联合。     

苏轼的文学成就与贬谪

迭遭贬谪使苏轼溶入了现实生活,根植于社会实践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政治受挫,思想成熟,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贬谪是＂根＂,文学成就是＂果＂,贬谪促成了苏轼辉煌的文学成就。     

裘曰修涉胡中藻文字狱案考述

胡中藻文字狱案是乾隆前期文人因诗文遭祸的一宗大案,乾隆因此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江西籍官员裘曰修等人也受到牵连.裘曰修曾无意透露胡中藻诗集被查的消息,实际其与胡中藻并无交往,也没有刊刻、传播胡中藻诗集等直接行为.乾隆虽未将裘曰修治罪,但江西的其他涉案官员则遭到了相应的处罚.     

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产生

作为晚清启蒙文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思想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1898年9月（即戊戌政变）以前,晚清救亡图存的现实之需,促使梁启超开始从国民精神层面来考虑民族振兴之路,这在其思想文化观念上有具体表现,并由此引发了他利用文学来启蒙国民的初步思考。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艺术,也是两种文化的转换艺术。文章从文学翻译的基本特性,地域文化差异、思维模式文化差异、习俗文化差异、历史文化差异等方面来论述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苏东坡内心调适之道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但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仍能保持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尤其是首度被贬黄州,虽然曾痛苦彷徨,但他却凭自己的精神力量,调整了生活态度,身心上得到了自我解脱。苏东坡每到一地,不仅能接受现实,随遇而安,而且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内心自我调适之道,至今还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他的人格精神和文学成就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学科化与体制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70年的时间里已完成了80部之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无可推卸地成为了文学史编撰的先导与模本,既是对前一段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该书在强调时效性的同时兼容了＂人本＂、＂激情＂等学科化特色;确立了文学史的体制化和话语权威;提供了新时期之后文学重评的标准;也留给我们一些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当下时势与学术主流之间的困惑与挑战。     

普林斯顿的追随者：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叙事

作为20世纪后半期华语学界最为重要的古典文学阐释架构之一,海外及港台＂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不仅致力于比较诗学论域中＂抒情美学＂的理论建构,同时也倾力于开拓抒情传统之文学史书写及重构的话语空间。其中,围绕着高友工的美典理论,其普林斯顿的追随者（孙康宜、林顺夫）构筑出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叙事,为五言诗、律诗、词体等文类的演进及亲缘关系提供了独到而深入的解说,描绘出自汉末至宋末的一段抒情文学的风云传奇。     

作为历史“中间物”：重读高晓声1985年后的小说——一个台湾研究者的辩证思考与实践

论文站在完整搜集、阅读高晓声一生作品的前提下,重新清理及解读高晓声1985年以后小说中的视野、主题及创作困境等问题,期望能成为今日再参照、辨证的资源。涉及的面向包括：农村与经济现代化转型问题及其新保守态度、＂文革＂历史清理的政治困境与寓言困境、归来知识分子的生活危机与自我安顿的矛盾,以及中美现代化参照、反省与思考的定型。     

关系主义与文学研究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是＂关系主义＂的出场语境。南帆的＂关系主义＂是一种阐释策略,是文学理论应对日益复杂化的中国经验与文化问题的一种论述策略。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是一种知识立场,是一种＂广谱的批判＂。阐释者本身也是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置身于＂结构＂之中。在文学研究领域,＂关系主义＂迄今还属于一种少数话语,但在其它领域,它并不缺少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