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戏《王粲登楼》看元代文人心态

郑光祖的杂剧《王粲登楼》对汉末王粲登楼的史实进行利用、开发,他以特定的人生体验为背景,对王粲的人生境遇重新解读,集中体现了元代文人“空学成补天才,却无度饥寒计”的愤懑,成为关照元代社会观念、时代变迁及民众心理的绝好材料。     

文人山水画形成的潜在心理结构分析

汉代以来文人士夫在皇权一统的仕宦生涯中。逐渐衍生的“出（出仕）处（归隐）”平衡心理结构,魏晋时期经过郭象等人的玄学阐释,使之成为文人士夫亲近山水并使山水画映射文人品格意趣潜在的关键性因素。山水画蕴藉着古代文人对“出处”关系的调整手段,它们体现在山水意象从“比德”观念到“山水以形媚道”,再到“身即山川而取之”的递次转变上,逐渐使山水画在文人仕宦的日常生活中具备了“不下堂筵,坐穷丘壑”的审美功能。像《卢鸿草堂十志图》《王摩诘辋川图》及《李龙眠山居图》等作品,也成了后世文人化解“江海之思”。疗治尘嚣羁锁之“心疾”的一剂良药。     

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矛盾与时局关系

《大公报》这份民办报纸自办报伊始素来以坚持爱国为公、民族正义占有一席之地。在对重庆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与报导上,《大公报》重庆版却显现出显有的立场矛盾。针对这一事件,国共两党机关报均从各自立场出发,进行舆论宣传。然而,《大公报》却表现出特殊的立场——既大呼盼和平、免内战,又鲜明地站在拥蒋立场。这一特征既是中国文人传统的反映,也是重庆谈判时局下其＂国家中心论＂情结,国民党的间接压制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其接触不足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冯梦龙“三言”中的文人形象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冯梦龙"三言"中的文人形象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专著稍有涉及,没有专门性研究;论文方面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有所成就,如文人与科举的关系、文人世俗化等,但缺乏系统性梳理。由于分类标准和研究对象的界定存在差异,对文人形象进行分类探讨、对文人群体作整体观照等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后蜀文人的聚合生态和群体人格

文人士子的命运浮沉与王朝兴替息息相关,动荡不宁的战乱时局给西蜀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前蜀政权与后蜀王朝递相承接,这时期的文人士子奔波流离,择木而栖,其聚散离合的生存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聚合生态和群体人格对揭示后蜀文坛的创作倾向、审美意趣和文学思想裨益良多。     

从送别诗看魏晋风度

魏晋文士身历乱世,经受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却并没有表现出颓废软弱之态,相反却彰显出极强的生命力,显示了风神独具的人格魅力。这一时期创作的送别诗充满了对人生世相的深刻体悟,对自然、宇宙和生命深情脉脉的关怀和眷恋。魏晋送别诗不仅反映了文人之间良好的社会交际关系,也是他们深情兼智慧的内心世界的外化。     

明代福建文人结社考述

明代文人结社的地域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福建地区在当时亦曾出现大量社事,但是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笔者在近年研究中,仅所知见的明代福建文人结社就有26家之多,它们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明代后期,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福州、莆田两个地区。     

唐集唐注考

在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学史上,以宋集宋注及宋集明清注为视域的本朝人注本朝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而唐集唐注似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空隙"。初步考证出张庭芳注李峤诗、李绅注元稹诗文、郗昂注张鷟诗文、司空图注卢献卿诗文等7种唐人注唐诗文,发现它们还处在古典注释学的原初形态上,其注释学方法还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文注释学,没有在中国古典注释学史上造成很大的影响,顶多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的注释学现象。     

古典诗词中剑文化特质之管窥

剑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与剑有关的物质成就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剑修长光洁的优雅气质,使文人们发现了堪与自身相媲美的一种理想客体,因而自古就受到文人的特殊青睐,使之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典型意象：或表现出诗人对自己品高才隽的展示;或表达了诗人对功名进取的追求;或洋溢着诗人的豪侠气概;或表现出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抨击、对自身沦落沉埋的忧愤泄泻等,充分体现了文人的剑文化情结,从而赋予了剑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论文人画的审美思想根源

文人画自古以来都是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士大夫抒发胸臆的一种形式,因而其作品究其根源必然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动静有常,浩然正气”,道家思想中的“得意忘言,道通为一”和佛家思想申的“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对文人画审美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