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困惑与出路——关于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

在对启蒙主义学的反思过程中，学们提出了众多的理解，但有三个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第一是关于知识分子的自身特性问题，由于其坚守的立场不同，因而在启蒙主义学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第二是学启蒙的周期性问题，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是启蒙和暴力问题，启蒙是一种革命，革命就有可能伴随着暴力，并在暴力的压迫下使启蒙暂时消寂。     

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处境与文学理论生产

文人的生活处境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从而也决定了他在审美领域里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理论生产中,自由主义文人生活处境优裕,因此能够潜心学术;左翼文人热衷政治,立论偏激,一方面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其无钱生活、无地自由的生活境遇所致。自由主义者的中立态度和左翼文学家的批判立场,由其各自生活处境的差异所决定。     

白居易“中隐心态”对唐宋词休闲享乐创作氛围的引导

白居易经过贬谪之后人生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中隐＂的心态。＂中隐＂是亦官亦隐,一方面通过做＂闲官＂而在物质上获得温饱富足,另一方面以富足的物质生活为基础在精神上尽情享受生活中的安闲快乐。这种心态直接促成了白居易和刘禹锡的一些重要词作的产生。宋代文人对白居易的敬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敬慕的着眼点便是他晚年潇洒闲逸的＂中隐＂生活。在＂中隐＂心态的引导之下,形成了文人词发展所需要的休闲享乐的创作氛围,唐宋词亦由此而兴盛。     

清初江南遗民结社研究——以苏、松、常、镇四府为考察中心

清初江南遗民社团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社团的活跃程度也因时而变。受到特定时空、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参社人员身份、心志以及行为的影响,遗民结社各有特色。遗民结社活动有讲论儒家经典、诗文唱和、编纂文献等。清初江南遗民结社活动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以及社会责任,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与人文精神,应当成为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关注的对象。     

重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20多年前笔者就提出,《金瓶梅》是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的观点。2010年在《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出版时,将此观点概括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此文又对＂过渡说＂进行哲学思考,用＂扬弃＂这一概念研究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水浒传》）向＂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红楼梦》）发展的＂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过渡形态＂乃是《金瓶梅》成书方式的本质特征。这是笔者对《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的最新阐述。     

对魏晋文人相轻现象的剖析与透视

文人相轻虽然是自人类社会有了文人之后就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且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状况,也具有不同的产生缘由。就魏晋时期而言,由于造纸业的迅猛发展、"图书"的大量发行和九品中正制的影响、文学场对文人相轻的塑造以及魏晋人信仰的私人化、政治信仰的缺失,都是魏晋文人相轻现象的内在根源。     

壮族民歌的当下境遇——基于政府、学者文人和民众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承载着壮族文化记忆的民歌在政府重塑的价值定位中得以复兴,政府、学者文人、社会力量和民众在内的不同诉求主体共同参与到壮族民歌的重建发展中来,探索这些主体参与下的民歌境遇,对于壮族民歌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将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初唐宫廷文人山水诗

初唐宫廷文人诗歌研究历来易被忽视 ,整体观照其山水诗的流变 ,更是罕有论者。综观初唐宫廷文人的山水诗创作 ,其理论核心是性情声色的统一 ,其推动力是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而形式的完善、意境的开拓和艺术经验的积累为其外在表现。初唐宫廷文人以自己多方的创作实践 ,促进了盛唐山水诗高潮的形成 ,为整个山水诗的演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玉山文人”心态研究——以于立、顾瑛、袁华为例

"玉山文人"作为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大的雅集群体,把文人的"旁观者心态"演绎到了极致。但文人身处动荡的鼎革之际,"旁观者心态"体现了连续性与阶段性、矛盾性与复杂性、整体性与差异性等特点,具体表现为:"旷达"与"颓废"的统一、"纵欲"与"恐惧"的统一、"悲哀"与"忆旧"的统一。以于立、顾瑛、袁华为例,可以看出"玉山文人"整体的心态演变,以及在某一阶段心态的主导特点。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以诗唱和”方式的演变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重要的活动方式是雅集结社,而"以诗唱和"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文艺活动。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他们"以诗唱和"的方式存有以下演变特点:在早期,由于能在同一时空下唱和,他们更多采用同题赋诗、分韵赋诗、次韵诗、题画诗等方式;当不能在同一时空下唱和时,他们更多采用赠答诗的方式;当赠答都无法实现时,他们以"异地同调"的方式在画上题咏。相对应的便是,其唱和诗中投入的情感分量越来越重,而且情感愈发趋于压抑、沉重与悲哀。而这又关涉到鼎革之际文人唱和方式与文人心态、诗学思想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