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词的文人抒怀与自况式用典

词至北宋逐渐走向成熟,进入词体发展的黄金时期,词中的用典也随之普及。北宋文人善于在词中以典故自况,并借此强化词中的自我身份意识,进而以文人惯用的典雅方式自抒情怀。这是词发展为与诗相似的自我抒怀性文学样式的一个重要体现,苏轼、贺铸、周邦彦、秦观等北宋著名词人都在各自的人生经历、词体观念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着探索性的拓展。     

脉脉“怨”情谁诉——英国男怨诗与中国文人闺怨诗的情感寄托

作为爱情诗中的奇葩,英国男怨诗和中国文人闺怨诗从表面上看,分别表达了男子对女子和女子对男子的怨怒斥责,但相当一部分诗作其深层蕴意则是借男子或女子之口发泄诗人对社会弊端的愤懑,感慨自身坎坷.因而诗中"怨"均有所"托","情"皆有所"寄",不失为中西诗歌比较欣赏的一个可参角度.     

文人：神话的制作与流传者——读本雅明《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是本雅明勾勒其视阈中文人形象的最好文本之一。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将本雅明式文人的基本质素归结如下：文人从“波希米亚人”与“游荡者”处获取身份认同,通过大众这一粘合剂,他们徘徊在自律性与社会性之间,漫步是文人在“纯粹精神”支撑下的最后的关学姿态。     

国画含琴 古乐流韵——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文人与琴

文章从历代中国传统绘画中选取关于琴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归类总结,从文人与琴的各个方面的关系,解释绘画中琴的意境、韵昧,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念。     

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及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对天主教进行了儒学化的包装,这为士大夫最终接纳“天学”扫清了障碍。急于挽救晚明危局的士大夫视“天学”为济世良方,对“天学”的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推动成为“天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动力,对“天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易代以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士大夫阶层对“天学”的热情逐渐消退,“天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亦日渐式微。     

元代下层文人选择杂剧的心态试探

元代下层文人对杂剧艺术的选择，促进了杂剧的大繁荣。他们在选择杂剧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了各种心态，主要有宗教的解脱心态、生存的边缘化心态、娱乐的自适心态和价值的凸现心态。     

半殖民地时代上海文坛的深层剖析——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研读札记

以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讲演为研究文本,分析了其对20世纪前30年上海文艺发展、演变历程的精辟概括,认为该文从“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衰,对创造社和“革命文学”运动的评议,“革命文学者”所应具备的条件和素质三方面。展示了鲁迅后期思想的深刻性。     

躁动酝酿出的"蒜酪""蛤蜊"味--元代文人精神与元曲风格之关系探析

魏晋文人的诗酒风度、北宋初期文人的享乐意识，以及元代文人的浪子风流，都引起了当时文学风貌的变异。元初因统治者轻文重武，停开科举，以至于形成“儒人今世不如人”的局面。精神支柱的倒塌、生存环境的不安定、被政治抛弃后的失重和道德评判标准的失衡，引起了当时文人们思想的躁动，这种思想的躁动应该是元代散曲“蒜酪”“蛤蜊”风味形成的根本原因。     

《文心雕龙·程器》“程文”说

《程器》论述士人的品德和才能,这是《文心雕龙》注释家共论。这样的释义与本篇所居“批评论”之末的位理难合,也不能确认其“批评论”资格。“程器”实质上是通过纠正时俗对文人的偏见,阐明“文采”广泛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成务为用”功能,即整体评价文的意义。只有作这样的延伸意义理解,才能辨明《程器》篇的“批评论”性质。位居全书最后,正是与首篇《原道》起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相呼应,回环闭合,体现全书“体大虑周”的篇章结构的严密组织。     

顾氏家族与玉山雅集

玉山雅集是元末东南文坛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文人雅集唱和活动,东道主顾瑛是雅集的核心,其作用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然而其家族的作用亦不可忽视。顾氏为昆山望族,有为雅集提供政治、经济、安全保障的充足能力。族人中不乏风雅之士,他们的积极配合、参与促进了雅集的繁荣,扩大了雅集的影响。正是顾瑛背后庞大家族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使得玉山雅集能够顺利开展并在长时段内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