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与排斥——试析西欧中世纪教会和修会对妇女修道的矛盾态度及其思想根源

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积极支持妇女修道,因而出现了妇女修道的“黄金时代”。10—11世纪,改革后的教会极力排斥妇女,妇女修道随之急剧衰落。克吕尼、西多等修会最初敌视妇女,拒绝与妇女相联系,但是后来逐渐改变态度并向妇女敞开了修行的大门。从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普雷蒙特、吉尔伯特等采取双重体制的新修会在初创时期满足了广大妇女的宗教需求,但在其扩张结束后又逐渐限制妇女入会。西欧中世纪的教会和各修会都对妇女修道表现出既接纳又排斥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的思想根源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盛行的矛盾的＂妇女观＂——既厌恶妇女,又推崇贞女。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王权的兴起

英国王权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日耳曼王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严格地讲,日耳曼王权在塔西佗时代还没有出现.在随后的蛮族大迁徙中,王权逐渐在战争中确立,那时王权还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大约从8世纪开始,国王不再只是军事首领,王权出现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因素也逐步渗入王权之中.     

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面对黑死病疾风暴雨式的肆虐,为了维持与安定社会统治秩序,英国教俗两界权力组织都采取了诸多的应对措施。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教教会所拥有的社会感召力和控制力,使其在瘟疫降临之际首当其冲。以英王为首的世俗权力,在黑死病肆虐期间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其价值极其值得关注。英国政府在此期间的基本理念是“敬天命,尽人事”,积极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     

从学者行会与教会的博弈中管窥中世纪大学学位制度

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渊源,为现代大学的大学自治、学院管理、学科分化、学位制度的形成等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其执教权的争夺在中世纪学位制度产生中扮有重要角色。中世纪的学位制度正是在学者行会与罗马教廷、教皇皇权、世俗当局等势力博弈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     

论中古以来的异摄趋同现象

观察宋元时期的几种韵图,从中能清楚地看到宋元时期语言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异摄趋同现象是这时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这时期比较系统、比较重要的异摄趋同有三对,即:江、宕二摄合流;梗、曾二摄合流;果、假二摄合流。通过对宋元时期的三种韵图——《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切韵指掌图》的分析以及其他文献材料来探讨异摄趋同现象,以此观测他们的演变轨迹。     

中世纪西欧城市文学对女性爱情的表现

中世纪西欧城市文学对女性爱情的表现受到了教会文学和骑士爱情的双重影响.情爱和性爱的完美契合和前后相继构成了女性爱情的两个方面,其中情爱是对骑士爱情的升华和背离;性爱是世俗爱情的再现,反映了当时西欧城市居民注重感官的审美情趣.情爱与性爱的并存反映了城市文学的作者力求突破教会和世俗的限制,追求自由和自主的个人快乐的新主张.     

由私有制形态看英国中古赋税基本理论

英国中古早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私有制基础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现实条件导致了“低度私有”的所有制形态。而“低度私有”又必然造成赋税基本理论少征直至杜绝土地税征收的重要特征。在“低度私有”的形态下 ,土地所有权因多层分割而变得模糊不清 ,从而使土地税的征收难以实施 ;相反 ,国民对动产以及人们习惯区分于动产的工商之入的所有却清晰且牢固 ,不存在土地关系中的分层与阻隔 ,所以征收是可能的 ,而赋税理论依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将它们设定为不同历史阶段赋税征收的主要项目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古道经与近代汉语语词溯源

由于书面语料记录语言的随机性,要更全面深入了解近代汉语的语言现象,有必要发掘更多中古文献中的语言事实。文章在讨论不同类型语料在语言研究中价值略有侧重的基础上,以齐梁陶弘景纂修的《真诰》为例,从一般语词和专门语词两方面论述了中古道经在近代汉语语词溯源方面的作用：中古道经在一般语词溯源上作用巨大;而在专门语词研究上,则应当成为主要的依托材料。     

中世纪大学与宋代书院教师观比较研究

我国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均是处于由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两类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所处时代背景、经济影响及对文化复兴与回归的作用上都具有相似的基础。从＂教师观＂的角度比较分析两类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类型、教师资格和任用过程及教学活动与师生关系,剖析两类机构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师质量保障问题予以反思。     

西欧中世纪的模仿风尚与罗耀拉的成圣之路

西欧中世纪社会的人们所模仿的对象,常常是基督教伦理中某一个别方面的典范,这些典范以其身体力行地践履圣经的教诲而赢得广泛共鸣,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在最初时大多不见容于正统学说和权力当局;不过,他们很快就被纳入了制度化的教会圣人的行列。耶稣会的创建人依纳爵·罗耀拉从一名卑微的破落骑士成长为一位基督教圣徒的过程,在西欧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的教会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模仿过先前不少圣徒的所作所为,不断扬弃自身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并借助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条件,走上了成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