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五代牒状写本看五代书法的过渡特色

大量敦煌五代牒状写本的发现为重新定位五代书法的桥梁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五代对唐代书法的取舍与传承,尤其明显的是"颜柳"两大家书法在五代的接受与影响。五代书法有其自身的美学追求,萧散高远成为乱世之最高审美理想,这一美学理想在敦煌五代牒状写本中得到了更多的证实。而敦煌五代牒状写本多种多样的章法形制对宋代尺牍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唐代的外向书风到宋代的内向经营,五代书法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从民间著述到官方教材——从元陈澔《礼记集说》看经典诠释的独特现象及其思想史意义

元陈澔的《礼记集说》是一部诠释《礼记》的私人著述,以简便浅近著称,明初取代郑注孔疏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独立学官三百多年。到清代,该书屡屡受到批评,逐渐退出《礼记》诠释的中心领域,走向边缘化,并被经学史和思想史淡化甚至遗忘。     

中国古代公文的语言特点

中国古代公文言辞优美，言简意赅，用典精当，文风活泼，读之令人爱不释手。认真学习、借鉴古代公文在语言方面的艺术，对于今人撰写公文和文章都大有裨益     

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

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若要得到官资，必须先通过关试，再由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以及使府辟署等途径入仕。吏部铨选为通常仕进之路，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为快速仕进之道，使府辟署为回旋仕进之途。多种渠道选拔人才是唐代选官体制的基本特点，修业奋进跻身官场是唐代进士及第者的普遍心态，由此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生活。     

论易代修史

易代修史是中国史学史上一种重要而极富政治意涵的史学现象,而历代的“正史”修撰正是这种现象及其意涵的典型表现。它从班固断代为史开端,中经唐代官修正史的型塑,最后形成了易代修史的规制和传统。在发展过程中,它呈现出三种趋向,即从私修走向官修、从个人修史走向集体修史、从追求“成一家之言”到突出皇权正统。易代修史除了存一代之史、正一代得失的旨趣之外,还注重为易代之际的文化秩序构建历史观念基础,从对治统和道统谱系的书写之中完成易代阐释,建立新的文化秩序。     

江宁织造计吏刘春池小考——兼谈袁枚对曹家是否知情问题

袁枚的两则涉红诗话一度曾是胡适先生新红学的奠基石之一。后来由于其学生顾颉刚先生的质疑,袁枚就成了对曹家的不知情者,以致他那两则著名的涉红诗话也被打入冷宫,不再被采信。然笔者根据袁枚的人际交往圈的考察后认为：袁枚对曹家不但知情,而且知之甚深。所以对袁枚《随园诗话》中两则涉红诗话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不应再继续采取否定态度。     

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

西晋王朝重用宗室 ,宗室或者任职中央 ,或者出镇方面 ,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宗室成员虽然也要根据九品官人法出仕 ,即需中正品第 ,获得一定乡品后方才取得入仕资格 ,但他们主要通过吏部铨选直接入仕 ,入仕年龄相对较低 ,起家官品相对较高 ,起家官多为清显之官。宗室仕进制度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西晋王朝大力任用宗室及当时的政权结构、政治发展特点是密切相关的。西晋大封宗室诸王、允许推恩分封及选官制度中“二品系资”制度的制定客观上保证了宗室成员在仕进上享有特权 ,使得更多的宗室成员更易转变为国家官员 ,成为维持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     

浅析卢照邻诗歌的意象

＂初唐四杰＂中命运、遭际最悲惨的卢照邻,捕捉大量带有个体色彩的悲情意象,运用到其诗骚作品之中,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卢氏意象群。这些卢氏意象,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从色彩的角度看,以暗色调为主;从音响的角度看,以寂静为主;从感情的角度看,以孤独、悲哀、忧愁为主。卢照邻创设这些意象与其政治仕途的＂穷＂、家庭境况的＂贫＂、个人身体的＂痛＂等多种因素有关。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官微”生命周期分析

以36所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官微"为研究对象,运用销售增长率分析法对其阅读量概况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判断所处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结果显示,7所大学仍处于导入期,24所大学进入成长期,4所大学已迈入成熟期,1所大学濒临衰退期。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品特点,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官微"的发展提出了优化策略:在导入期做好深度宣传,引爆用户增长;在成长期注重内容营销,优化团队建设;在成熟期培育核心竞争力,构建新媒体组合体系;在衰退期找准用户痛点,适时开启第二曲线。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