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1858年捻军太平军两淮联合抗清述论

对1857年3月至1858年5月捻军与太平军在两淮地区的联合抗清行动进行考察,认为两军走上联合抗清之路出于各自摆脱困境的现实需要;联合壮大了抗清实力,取得了正阳关之战的胜利;联合具有功利性,军事行动不能协调一致,没有达成预期战略目标。     

《板桥杂记》“遗民情怀”辨

《板桥杂记》虽然是一部冶游之书，但值明清交替之际，却渗透着汉文人普遍的“遗民情怀”，仔细剖读《板桥杂记》会发现，这一时期“遗民文人”普遍感伤的常常不属高尚的家国情感，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失语和个人的挫败感。     

理学方法和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

诗学理论中的"性情"说,发展到宋代,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北宋的中后期开始,理学思想及方法对于诗歌理论和诗学方法的渗透,儒家传统诗教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内涵,因理学的观念和概念的提出而扩充了.其中首先是对"发乎情志"的界定.此时的"情志",已经不是原先单纯的出于自然的诗人个人情感,而是所谓合乎"天理"的"自然",这样,诗人的自然之情便要受到某种制约,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是随意的流泻.这里藏伏下来的因素,日后便成为后代诗学方法中,强调"性情"与"法度"统一的先兆.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所谓的"自然"与"法度",或者"性情"与"法度"的统一,在"理"和"道"的层面上,根本无法实施,而只能落实到具体的诗歌技巧如"平仄"的运用中去.理学范畴中的矛盾最后导致诗歌创作实践中摹拟措施的产生.严羽及<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的形成,都与宋代理学观念与方法有联系,而并非仅仅是"以禅喻诗".甚至可以说,严羽只是对前期深受理学方法影响的唐诗观的一次专业性总结.     

留学生与清未民初的移风易俗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在近代化起步后受社会进步思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呈现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其间,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对“天下移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对清末民初移风易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理论上积极倡导,创办刊物,著书立说,宣扬移风易俗的意义,主张剪辫易服,废除跪拜,反对男尊女卑,提倡婚姻自由,并组织风俗改良团体,制定法令,发表演说等。二、他们在积极倡导移风易俗的同时,更以可贵的勇气身体力行,成为铲除社会陋俗、树立社会新风的重要力量,并体现出大多以西方国家的习俗为楷模、融入爱国主义情怀、参与领域广泛和女留学生更为注重妇女解放等特点。     

汉代引礼入法的理论与实践述论

引礼入法是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史上的重要内容。在汉代,引礼入法理论得到不断发展,并大量运用于法律实践,呈现出法律的儒学化和礼治的法律化等特征。先教后刑、“原心论罪”、“亲亲得首相匿”和司法官吏的儒生化等构成了汉代引礼入法的主要内容。     

《白噪音》中的异化消费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艺术地再现了后现代美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美国消费社会建构的三个关键领域——媒介影像、消费行为和大众文化,成为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景观。《白噪音》展示了后现代美国社会的两大消费行为——看电视和购物,同时,揭示了美国大众文化甚至学术研究也趋向商业化。这些异化消费使得人们丧失了主体性,陷入了精神空虚、焦虑、孤独与异化,并导致垃圾激增、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     

试论高句丽与殷商的文化渊源

高句丽是一个崛起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民俗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殷商文化相吻合，主要反映在高句丽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     

道教、苏轼与宋诗典范的确立

唐宋时期关于道教理论的探讨以及发展，对苏轼的文化品格、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发生影响，而通过苏轼对于陶诗的选择又使得整个宋诗的面貌焕然一新。     

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

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若要得到官资，必须先通过关试，再由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以及使府辟署等途径入仕。吏部铨选为通常仕进之路，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为快速仕进之道，使府辟署为回旋仕进之途。多种渠道选拔人才是唐代选官体制的基本特点，修业奋进跻身官场是唐代进士及第者的普遍心态，由此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生活。     

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

唐宋刺青习俗是古代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目前对这种文化现象尚缺乏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系统考察。从唐宋变革角度入手,剖析刺青习俗产生的原因、变迁以及刺青者的心理动机,可以认为刺青是由转型期前的政治化社会还原成世俗化社会,由过去的"政治人"还原成"社会人"、"世俗人"的体现,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