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依联盟何以可能?——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国家之关系及其改革走向

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据国情改革中国的社会组织,有效改善社会组织内部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效率,以及它们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给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组织及其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新思维。西方多元主义理论认为,作为整体的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然而,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依联盟实践表明,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也可能是合作共赢关系。国家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构筑互依联盟的内在动力在于,互依联盟有助于确保双方获得各自所需的资源。互依联盟的国家法团主义本质,具有以下优势:促进国家社会的良好合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能力等。同时,互依联盟也存在以下不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政治化"和"行政化"倾向、抑制其他社会组织的成长以及发展方向的不确定等。因此,枢纽型社会组织应采取去行政化、社会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相互依存等改革措施,推进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     

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权威的消解与重构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教师权威受到严峻的挑战。教师权威的存在是客观且有其合理性的。新课程消解了教师的知识权威、传统权威和法定权威。重建教师权威，需要从转换教师角色、改善知能结构、完善人格等几个方面着手。     

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乡村旅游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了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提出了立足长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本土化、走特色化道路、不断创新的发展乡村旅游事业的具体对策,旨在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龙格-库塔法在模糊控制中的优化应用

利用龙格-库塔法在线实时地修改带有可调整因子的模糊控制器的可调整因子,可以达到对控制规则自寻优的目的,改善系统的输出响应.     

基于生态模型的集群发展阶段与创业的关系——以中关村海淀园为实例

借用生态学一维和二维竞争模型,探讨了集群发展轨迹,进而探讨其各个阶段与创业产生的关系。集群不存在升级时,我们用一维的逻辑斯蒂方程对集群进行描述;集群存在升级时,用二维的Lotka-Volterra模型描述其发展过程。当集群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时,创业产生率呈现一个u型的关系,并通过中关村海淀园的实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和谐社会理念下新型价值观教育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国各方面的工作都将围绕建设和谐社会而展开,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深入分析和谐社会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新型价值观进行了探讨,进而指出在高等教育中培养学生树立新型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论东丹国的建国原因及其性质

东丹国是辽朝初年平灭海东盛国渤海后,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地方政权。辽朝之所以在立国不久就另外建立了这个“国中之国”,是由契丹传统的国家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东丹国建立之初,具有相对独立的属国性质,南迁辽阳后,则渐次变成了辽朝的二级地方政权。     

对以权威为基础的德育的新认识

以权威为基础的德育模式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它明确了德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要求,规范了人们按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做事,在迫使社会矛盾延缓和防止冲突失控方面,起着有力和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权威模式的德育,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也有着明显的限制和副作用。构建和谐社会,应当摈弃以权威为基础的服从式的德育,建立和谐自主平等的德育新基础。依靠自主建构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道德信念和行动准则,德育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Wigner函数的性质

在详细地介绍和讨论Wigner函数的性质的基础上,推导出了一维谐振子的基态、第一激发态和第二激发态的wigner函数并作出了它们的图像,且与相应的几率密度函数的图像做了比较。     

The Subsidized Muse: Government and the Ar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the neo-classical justifications for government support of the arts that Dick Netzer discussed in The Subsidized Muse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market failure is not an useful concept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particularly when viewed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basic fault is that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policies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Discussing some aspects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Swedish and U.S. cultural polici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call for the use of neo-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s in analyz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arts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