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怪小说“银变”型故事中的变形母题研究

在唐志怪小说中,有很多以银变为母题建构的故事,银变几乎是故事的核心情节,这种母题在故事中相对稳定而凸显,本文对银变的模式和观念做一文化解析,认为金银变形母题的模式是受到了汉译佛经的影响,而金银变化的观念则来自＂物老成精＂信仰。     

请客吃饭的"革命"与微观政治学标本——从《饭事》看近期官场小说创作的新变

《饭事》呈现近期官场小说以小驭大、洞幽烛微的特点和官场的普遍乱象。它设置了一个隐喻反讽和隐形结构。首先,以饭事隐喻革命正义属性的溃败,揭示了官场权术思维的全面渗透对革命/政治的戕害,真实映照出当前大众的政治文化心理。将革命通约为吃饭,不啻是对某些现实的讽刺。其次,在廉模范的闪亮登场和衰变递减中,暴露了不为人知的贪腐和惨烈的官场斗争。这种肯定/否定、看/被看的隐形结构,既表明民众对腐败的痛恨,更展示了对反腐的热切期盼。文本强烈的间离效果给读者极大的反思空间。     

余华早期小说叙事特色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余华早期小说之独特叙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以大量"真实"的细节构建故事,推动情节发展。这些"真实"的细节形塑了故事情节的荒诞性,拉伸了故事的张力,深化了故事的内涵。这种细节的真实与情节的荒诞的对立,是余华早期小说最为鲜明的叙事特色。     

当代儿童小说话语层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话语分析——以程玮作品为例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使得中西文化的撞击效应越来越多地投射入文学文本中。考察当代书写中西文化碰撞命题的儿童小说会发现,其话语层面往往蕴含着较复杂的"国族/性别"意识形态。如程玮的作品中,就较为典型地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与男权话语的共谋现象,其第三世界的女性和儿童都承受着双重的压抑而难以自由表达自我。因此,儿童文学应拆解包藏等级秩序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避免对"属下"国族女性及儿童形成多重的权力压制。     

巫术：女子武侠的性别话语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现象,女子武侠有其独特性,其中武功系统中的巫术引人注目。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女子武侠对巫术的选择受社会心理、情感心理和行为心理的驱动,同时也是对它们的彰显。     

空间转移与古代情变文学叙事

从中国古代情变叙事文学中可以明显看出,空间转移是其情变的一个重要甚至直接的因素,因此构成情变文学的叙事动力。而返乡回家、进京或发迹他乡则成为两种主要的情变模式。导致情变的空间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金庸小说人物形象的变化特征

金庸小说不仅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更巧妙的是写出了这些形象的不断发展与变化,使读者在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中体会人物本身的感情变化。但金庸的小说创作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很多探索和思考的过程,这些过程又分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都显现出了不同的人格类型与审美倾向。其总体特征表现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并不断地朝现实人生与现实人格发展。通过对这些过程的分析,探究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从而更好地了解金庸的创作之路和心理历程。     

明清小说乡村意象叙事艺术论略

明清小说中的乡村并没有如同城市一样成为一种文学生态,而多以一种孤立、自足的姿态出现在小说文本中,正是这种孤立的自足使得乡村得以保持其意蕴的纯洁性,这种意蕴的纯洁性也使其成为内涵相对集中的乡村意象,从而对小说的意义生发、审美表达、叙事建构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乡村在明清小说叙事之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的价值．即在叙事节奏上起到张弛相间．是缺场的叙事动力,给小说带来客观真实感的陌生化叙事以及所具的“奇”“险”“趣”“味”叙事张力。明清小说的乡村描写之价值应予以重估,以纠长期明清小说研究中对其的偏见。     

劳伦斯小说中色彩词汇的使用及其叙事策略

色彩词汇几乎惯见于劳伦斯的所有作品,然而相关论述却只是只言片语。以雅克布森关于语言隐喻和转喻的理论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劳伦斯小说中色彩词汇的使用包含着深刻的隐喻意义,体现了劳伦斯精心布置的叙事策略。这不仅是劳伦斯小说本身的文体需要,而且还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其隐喻意义的感悟,并对全面把握小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行走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以《新垦地》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析肖洛霍夫和丁玲创作思想的两难

肖洛霍夫的《新垦地》一向被当作描写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典之作;受其影响,丁玲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被誉为忠实记录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史诗性作品.在显现的党性“意识形态预设”下,他们为农村土改高唱赞歌,但残酷的真实又无法回避.在遵照“党的指示写作”还是“心灵的指示写作”两难之中,肖洛霍夫和丁玲睿智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交会间,使作品在党性意识和人性价值上保持了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