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对大学生违法犯罪的预防与抑制作用研究

在预防与抑制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过程中,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是预防和抑制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基础保证,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资源具有不可或缺的珍贵价值。特别注重整体利益,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意识;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等,这些都对预防、减少和抑制大学生违法犯罪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土司制度、土司文化以及秦良玉文化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对会议的主要观点予以综述,以期有助于深化对土司制度乃至地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     

闽都文化与台湾儒学的发展

在明末以前,中华传统儒学一直未能在台湾地区形成影响。到了清代,台湾隶属于福建,闽都福州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对台湾儒学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闽都文化对台湾儒学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台湾的官学、书院、社会教育三方面得以表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核心价值就是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我国刑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刑法大部分是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我国是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来达到保障人权这一终极价值,但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以保障人权。[1-2]     

盗窃罪既未遂界定标准新探--从犯罪目的切入

关于盗窃罪既未遂、未遂的标准，理论界各执一词，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相同的情节却因为执法者认识不同而有差别悬殊的处理结果。尽管理论界允许“百家争鸣”，但司法界的当务之急却是制定科学、统一的标准，结束司法混乱，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尊严。本文试从我国刑法理论对于盗窃罪既未遂、未遂标准之争议入手，通过对有些学者提出的观点分析，提出自己关于盗窃罪既遂的界定标准的思考，为统一标准之建立提供参考。     

中外脱逃罪立法体例及保护客体比较研究

脱逃罪作为侵犯国家司法权的一类犯罪，在中外刑事立法上存在立法体例上的重大差别。对各国立法体例做出比较，了解和把握各国的立法体例的不同及其原因，对于完善我国脱逃罪的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各国立法体例的不同，反映出各国刑法对该罪的保护客体的基本态度。但从对国家司法权的完整保护的视角看，脱逃罪的保护客体应当是国家的拘禁作用。     

论两晋时期的名士政治

西晋与东晋时期的政治体制是名士政治 ,在这种体制下 ,整个社会充满着浓厚的期待名士之风 ,政治家地位的获得不是以他的政治功绩 ,而更多是通过政治家在政治之外的名誉而得到。这种体制以东晋为其高峰时期     

学术论文引文侵权与否的审核

通过对学术论文中引用文献可能导致侵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常见情况加以归纳审核，寻求避免引文侵权的途径，以利于客观、公正、全面、正确地评价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和质量。     

干部公选应做到人岗相适

人岗相适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命题,指人和岗位的对应关系。干部公选中要做到人岗相适,就是要科学配置领导人才资源,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合的岗位上,使干部能力水平与所承担的任务相统一,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事竟其功。本文通过职位分析、量化测评、配套制度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力求实现干部公选中的人岗相适。     

从历史的角度谈“治国先治吏”的必要性

纵观历史的长河,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迭无不与＂吏治＂休戚相关。从这个基本共识出发,自先秦时期起,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要求和管理,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治国先治吏＂的治国方略。文章从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以整饬吏治建立明初繁荣的明太祖朱元璋,及荒于朝政、吏治废弛的宋徽宗赵佶、明神宗朱翊钧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吏治清廉,则国泰民安;吏治腐败,则国破家亡,国家兴衰治乱。＂成也吏治,败也吏治＂。进而明确尽管历史的步伐迈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治国先治吏＂的方针,非但不能有稍许的松缓,反而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