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哲学定位探析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产生一百多年以来,关于其研究对象的争议颇多,其原因在于对其定位不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社会哲学的高度确立,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特定社会主体对社会价值的评价和对所作选择的实施。     

审美人类学研究方法论探析

审美人类学之所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论,是因为构成审美人类学的两门学科——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互相贯通、互相交叉而互相结合。这是审美人类学自身的学理要求。而美学和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类文化内在根本的制导因素成为审美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论的出发点,这些制导因素主要是神话机制和审美意识形态机制。     

自由存在之路——从《城堡》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卡夫卡的作品《城堡》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展现的是自由存在之路的实现进程以及所引发的深刻探索与思考。从《城》到《生》是一个哲性地、形而上地探寻真正自由的艰辛历程,一条自由存在之路的完美演绎。     

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

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讨中,交织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另一条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是欧洲社会形态演化的维度: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另一个是东方社会形态演化的维度: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东方社会形态演化的理论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     

杜威教育思想的生命现象学底蕴探究

杜威的实用主义经验论哲学具有生命现象学的特质,他从生命经验出发直观生命现象的本质,描述和阐释了生命所具有的情境性、过程性、自主性、理智性和社会性等特征。这些生命现象学描述构成其丰富深邃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哲学底蕴。     

穿行在古代东亚世界的曹操与织田信长——历史人类学视阈下的跨民族文化对比

在中日两国历史上,有两位无论是历史命运还是个人风格都非常相似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曹操(155-220)和织田信长(おだのぶながOda Nobunaga,1534—1582)。两人皆身处乱世,具有难以琢磨的复杂个性和政治手腕。其过人的才能和历史功过同样是这两位历史人物长期颇受关注的原因。通过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分析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性格特质、才能成就的异同以及其背后各自民族文化的隐形影响,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实际上是历史真实与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相结合的产物,从而界定和反思个人在历史和民族文化中的定位,达到在跨文化的对比参照中以"他者"来映射自身的效果。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两者在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在意义之网上被赋予了源于历史而又不限于此的历史呈现。     

“物感”说的哲学基础及其对作家创作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物感＂说,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为哲学基础,包容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主客体的对待关系,在创作上通于＂比兴＂手法,而在创作主体条件上,则要求做到＂虚静＂和＂静观＂,保持创作心态对现实的超越性。在文学理论上,＂物感＂说具有丰富的心理和情感内容。艺术直觉是其思维的形式,作家感物生情,具有悲感和喜感两种趋向,但艺术情感常以悲为美,抒发悲愤情感的作品,常常更具有美感魅力。     

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徽州非物质文化保护

艺术人类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即从人类学的角度认识艺术,从艺术的角度了解人类,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徽州建筑艺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如何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保护徽州非物质文化对当代仍然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人类学写作”的质疑

文学人类学不存在所谓的写作。文学写作是虚构的,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则和文学创作的虚构相去甚远。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写作应该是记录性的,不是写作性的。它们一个是文化现实的基本记录,一个是虚构性的写作。     

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史记》中的实地考察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青年时期的壮游,奉命出使西南和侍从之游。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四种视角分析司马迁这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主位和客位研究的视角,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社区与个案的视角,专题与综合研究的视角。司马迁实地考察的具体方法包括：参与观察,访谈方法。口述史料的运用等。通过对《史记》的人类学解读和分析,为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寻找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