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社会主义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首要的理论问题。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的新情况,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总结,澄清了一些模糊观点,完善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从毛泽东的商品经济观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商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对商品经济的性质、范围、作用和价值规律作了公正的评价，认为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将长期存在，同时倡导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商品经济的思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新探

准确全面地把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对于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目前理论一般把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概括为“改革动力论”，这有失全面，也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总体要求，事实上，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既包括经济、政治、化的发展和进步，也包括人的发和进步，当然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发展力、实质上以什么力量来推动现实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问题，邓小平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与当代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潮流紧密地结合起来，深刻地阐明了“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的道理。因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是一种“合力论”即：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讲政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直接动力、第一生产力和精神动力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力系统，具有整体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三融合成一股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强大合力。     

试析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而立在民主与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有诸多创新。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不断丰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实行依法治国，就一定能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分析——兼论我国反倾销行政诉讼规定之缺陷

应WTO反倾销协议的原则和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规定,尝试建立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基于反倾销调查程序涉及复杂的经济数据（事实）问题,我国相关的司法审查制度中欠缺对倾销和损害构成的认定与评判司法审查技术层面上的具体规定。我国应借鉴欧共体、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反倾销审查的司法经验,规范和完善我国反倾销审查程序,以使我国反倾销行政案件的审理程序和实体规定符合WTO反倾销审查的原则和要求。     

试论邓小平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忧患意识

邓小平同志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有着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继承和发扬这笔精神遗产 ,对于进一步搞好对外开放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确把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中的讲大局思想

讲大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大局是党性原则的体现,是讲政治的起码要求;讲大局是传统美德的折射,是讲正气的重要内涵;讲大局是辩证思维的反映,是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学习、正确把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中的讲大局思想,对于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基于同样的政治理念，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做了积极探索。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他们在考虑问题的立足点，视角，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及效果上各不一样，构成了我们党关于中央与地方思想和实践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论邓小平的科学决策思想

邓小平的科学决策思想主要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重大决策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决策思想的理论基础，科学地分析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情民意，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积极进取，量力而行，是邓小平科学决策思想的基本特点，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是邓小平科学决策思想的基本原则；深入实际，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邓小平实现科学决策的基本途径。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人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