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诗画没有正宗、正统的绝对地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用绘画领域李思训的北宗、王维的南宗,来对应诗歌领域写实派的杜甫、神韵派的王维,说明中国旧诗、画在正宗、正统批判标准上存在分歧。实际上,绘画的“南、北宗说”编排体系混乱,且“南、北宗说”主要是针对山水画,难以概括整个绘画领域的全貌,因而在推理上存在以偏概全的漏洞。对于中国旧诗而言,钱钟书赞同“神韵无处不在”之说,那么杜诗也就成了最富神韵的典范,就不能与王诗的神韵构成对立。中国诗坛的头把交椅虽然不是王维,但广义上的神韵派却堪称中国旧诗的正统。     

从《白鹿洞赋》看朱熹的诗意栖居

朱熹《白鹿洞赋》是辞赋类文学中的精品,在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朱熹是诗人思者,他关于白鹿洞的言说也就是他关于人格养成的诗性言说。朱熹的人格极为丰满,其显著特点是雍容不迫,宠辱不惊。这种特点表现在其诗作中就是淡泊而有味,清通而绵长。朱熹一生诗意地栖居于其尚淡而清通的诗歌之中。从朱熹的诗意栖居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持大众化的姿态,诗意地栖居在这变动的世界之中。     

东方美学情境下的长镜头理论

长镜头理论兴起于西方,传入东方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不管是电影艺术的创作还是电视纪录片的拍摄,关于长镜头理论和长镜头中所体现出来的纪实美学的探寻浪潮至今方兴未艾。本文就东西方长镜头的差异简要分析了在东方关学情景观照之下的东方式长镜头的内涵和外延。     

论雷平阳诗歌艺术的哲学底蕴

题材主题处理上的大与小,意象意境营造中的真与幻,情绪情感把握上的冷和热,语言运用上的拙和巧,在这些艺术方面的匠心独运,是雷平阳诗歌成功的根本。     

彭燕郊研究论纲

彭燕郊仍属于被忽视的重要作家。彭燕郊的重要性,在于其漫长的写作历程,特别是堪称典范的晚年写作;也在于其所参与的多种诗学活动,特别是主编“诗苑译林”等大型译诗丛书（刊）。而由于传播过程即意义不断增长的过程,要全面估量彭燕郊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对其传播历程（1938～2008）的详细梳理辩诘是必要的。     

中晚唐诗学观念之变化与艳诗创作

中晚唐时期诗坛上出现了艳诗创作的兴盛,当时许多著名诗人都创作了大量的艳诗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和个性特征。这种艳体诗风是中唐以来诗歌观念的变化在创作上的反映。这种诗歌观念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对齐梁诗态度的转变。同时,它还表现为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以及对诗歌言情功能的强化。     

郑谷诗歌社会意象再认识

郑谷尝试采用多种意象构筑自己意味不尽的意象世界,使其诗歌的思想性、艺术性独具特色。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原因,虽反复强调诗骚传统、盛唐气象,但他的诗体过狭,多为近体小诗,意象创造不甚丰富,且多有重复。     

英汉诗歌传统与汉诗“意境”传译的局限性及可能性

英汉诗歌传统各有自身审美取向,因此“意境”在汉诗为“美”而在英诗则未必。本文依据近年相关文献,从思维模式、哲学理念、审美传统以及语言文字特点等方面,概括其间差异及其根源,探究目前条件下汉诗“意境”英译籍而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碍,认为目前汉诗“意境”的传译的可接受性主要受限于某些观念差异,而观念属后天形成,是可以改变的,译文读者也并非仅是被动接受译作信息,因此观念差异并不能否定“意境”传译的可能性,更不能否定其所具有的传播原语文化、影响译语读者价值观念的重大意义。     

天人合一的草原诗境颂歌——论千夫长小说《长调》的审美价值

灵肉和谐、天人合一、长调音乐与草原风俗画融合等构成的草原诗境,是千夫长的长篇小说《长调》给读者提供的新阅读视野和宁静平和的审美感受。小说展示了人的内心焦虑,并寻找克服焦虑走向精神和谐的途径,具有深刻的人性价值。     

走向历史的诗学研究——乔依斯和鲁迅比较研究之七

乔依斯和鲁迅的小说都被传统历史批评家指责为缺乏历史。但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乔依斯和鲁迅在其文本中凸显了历史规则、历史因素，两人有意识地对传统的大写历史进行倒转和颠覆：揭示官方的历史下掩藏的卡列班主义，为读者提供了边缘化了的历史、“他者”的历史。他们强调历史的心理情感性，保持边缘意识，质询了大写历史。两人都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大量汲取文学素材、创作方法大胆地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应用新历史主义文学理论去分析两人的文本，读者可以透过历史文化的深层去把握文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