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徽因诗歌语言的审美特性

林徽因诗歌语言的审美特性表现为用音乐性语言建构节奏美意象、用色彩性语言建构感官美意象、用拟情性语言建构情绪化意象，及通过陌生化手法增大诗歌语言所承载的信息量，从而生成了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同时流露出中西融通的语言风格。     

沈德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本文从文学发展史和文艺理论演变史的角度,在纵向概述沈德潜生前及后人研究沈德潜情况的基础上,对学界普遍关注的沈德潜的诗学体系、“格调”说与“温柔敦厚”说、沈德潜诗歌创作及其在唐诗学上的贡献等情况作了细致的学术梳理和评述。作者同时指出,目前人们对沈德潜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指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并且对研究的方法作出自己的思考。     

论“兴象”

“兴象”是由殷Fan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它与贾公彦《周礼注疏》所谓“兴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贾公彦所谓“兴象”是就明器的制作方法而言的，而殷Fan所谓“兴象”则是就诗的性质特征而言的，乃是指具有审美感兴特征而意余言外的艺术形象，《河岳英灵集》所收盛唐诗作提供的艺术形象大多兼具审美感兴特征和意余言外的特色，“兴象”这一范畴可以说是对这一显特色的理论概括，它较之“意象”更为强调了艺术形象中所包含的“意”的审美特性，殷Fan之后，“兴象”说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少学理论批评家多既言“兴象”又言“意象”，而往往是在此“意象”更高的审美层次上来言“兴象”的，可见“兴象”是对“意象”的超越，或说“兴象”说是“意象”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论张王乐府与唐中期诗学思潮转向

唐代中期诗学思潮由理想到写实的转向，以元稹、白居易为最突出标志。但稍前于元、白的张籍和王建的诗歌创作特别是乐府诗，实已具备了这一转向的最本质特征。张籍、王建的乐府诗，对民间现实生活的广泛包容，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对托讽寓义的传统学范式的选择，以及通俗的语言、俚俗的情事，都成为元、白诗风之前导。张、王诗的尚俗求实程度固然不及元、白，但正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从而推动了诗学思潮转向的进程。     

浅论朱自清新诗理论的当下意识

比较当代的新诗理论,朱自清的新诗理论流露出一种鲜明的当下意识。这种当下意识的产生,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它主要体现在对时代和诗作关系的关注,对同时代诗人诗作的评价,取古代和国外经验为我所用,以及朱自清个人在这之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担当。在新诗产生伊始,这种勇气和担当的普遍存在,在促进新诗发展的同时,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新诗的热情和对新诗未来所抱的热切希望。     

《百合花》的文学价值初探

用花的名字来命名的战争题材小说《百合花》既符合当时的战争文化的意识形态,又触入了高超的写作技巧,其细节描写、诗意风格倍受文学批评家的青睐。茹志鹃用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的审美直觉,采用浪漫主义田园抒情的形式,对战争文化既有反叛、又有承袭,可以说小说《百合花》是短篇小说中的一朵奇葩。     

李金发：词的梦想者——新诗白话的诗学实践

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上,李金发最早带来了西方象征派诗歌的风格,对于李金发诗歌的象征色彩已经有不少论者论及,本文重点论述李金发诗歌对白话的诗学实践,对二十世纪文学汉语的建设性探索.     

彰显诗化意境 回归个体感性——19世纪德奥艺术歌曲的音乐文化特征

艺术歌曲与诗有内在的联系，音乐与诗结合实现情感的升华。诗化意境倾向的文化根源在于个体感性与理性间的张力，德奥中世纪到宗教改革时期注重个体理性，精神生活得到极大充实，19世纪德奥艺术歌曲强调诗化意境的美，激发了作曲家在艺术风格上的个人创新。     

同光派闽派诗人何振岱的诗歌

何振岱是同光派闽派的殿军，他的一生不仅以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敬佩，而且作诗最无艰涩之态，以深微淡远、疏宕幽逸的诗歌美学在闽派中独树一帜。     

宋代的民族政策和诗学繁荣

宋朝稳妥的民族政策是宋代诗学繁荣的时代基础之一。它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含四个要点：贯彻仁义治国的路线；开展民族工作时讲究经济效益；以本族人自镇自抚为主；以发展文教事业为根本。宋朝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地区的发展和诗人的发展,为我们今天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