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间行文演进研究

清政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三个不同时期,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协助、制衡和新型合作形态的建立。公文是政府权力的外在表现,其程式和内容可以直接反映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思路和手段;行业协会商会亦可通过公文表达其观点和立场。研究不同时期政会间行文演进情况,进而对政会间新型关系下的行文方式等提出看法。     

托付生命的故乡——浅论朱湘诗歌中的流水意象

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阐释的诗性空间。诗人留存的4本诗集中．有许多诗歌描写了流水意象,这一意象倾注了诗人对生命的歌赞、沉思和追问。对朱湘诗作中的流水意象进行分析,既是我们把握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重要依据．又是我们领悟其生命哲学的重要突破口。     

从诗人之情到哲人之思——《诗经》二雅与竹简《老子》的契合与演进

《诗经》二雅与竹简《老子》的契合主要表现在写作旨趣相近,表现出“绝智弃辩”的思想和“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所不同的是：二雅所描绘的多是些具体的现象,而《老子》则从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抽象的概括。两者的相同之处,反映了春秋时期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不同之处,反映了由西周到春秋学术个性的变迁。     

文化的“无用之用”与儒学未来发展的契机和天命

文化乃通一切界而又不限于一界,因此,文化是一种渗透并体现于不同实存领域中的“柔性的”创生力。文化的这种“无用之用”特性折射出了文化发展的功利性。从深层次看,文化的“无用之用”表现为一个由某种地方性和特殊性而不断趋向于不同层级的普世化的展开过程。文化所取义普世化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共通性”,由文化的这种“通”性义来重新审视“全球化”,“全球化”进程实质上已铸成了社会发展和人类存在趋向于无节制的“消费性”,而儒家文化的生存节制意识正可对目前“全球化”的过度“消费性”偏向起到补救作用。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儒学和文化形态必须走出两个误区:1.偏执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时性的层面,而忽略其个性和历时性的意义;2.关注儒学的教化和实践特性和功能的同时,倡导重建制度化的儒学,倡导建立儒教并定为国教。要培育三种文化意识:1.要努力创造儒学的当代形态;2.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3.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平反战运动的演进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美越战争所引发的以学生、妇女、宗教界人士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和平反战运动,由最初局部微弱的抗议,逐渐发展到混乱无序失控的局面,最后终于走上正轨,到达高潮,成功促使了越南战争的提前结束,反映了人们强烈的和平愿望,昭示了和平反战运动的强大力量。     

美国研究型大学职能发展演变的经验

本文从大学职能的角度,总结了美国研究型大学职能发展四个方面的经验:不断强化"科研为主"的职能,把"纯科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教学职能,传承自由教育传统,以通识教育和整合教育对本科教育进行重建;不断拓展社会服务职能,从被动的服务到主动的市场化创业;正确处理各种职能关系.这些经验对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梅生不是遇万里 万里原是梅花精——论杨万里的梅花情结

宋代咏花诗非常繁荣,"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对梅花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在其现存4200百余首诗中有140首咏梅诗,这个数目在宋代、乃至历代诗人中都不多见。分析其原因,梅花不但契合了杨万里在诗中表达情志的需要,更与他个人的志趣、品节有关。通过考察杨万里咏梅诗,我们将不难发现,清新可爱的梅花是杨万里诗品和人格最好、最真的写照。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教学系统的演变与发展

教育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在教学系统中,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四个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了错综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在这一复杂的关系中,可以形成3个层次10个教学行为关系。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来看,教学系统的开放性是教学系统演变与发展的前提,教学系统远离平衡态是教学系统演变与发展的起点,教学系统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是教学系统演变与发展的机制。同时,教学系统的演变与发展遵循一定的模式,学生的发展与变化是教学系统演变与发展的序参量,该序参量对于教学系统的演变与发展以及教学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邵洵美诗歌及诗论研究

邵洵美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的唯美主义诗人和诗论家。他对探索中国新诗的出路,做了深入思考。他的诗论文笔洗练,观点鲜明,自成体系。其早期诗歌显示出较多的模仿色彩,诗论多是译介英国唯美主义理论;后期他总结了中国新诗历程,自觉探索新诗出路,诗歌创作和诗论上都有了较为成熟的表现。     

知识观视域下国外课程理论的演进研究

课程是围绕知识的选择、组织而展开的,知识的发展深深地影响着课程形态的演进。19世纪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但随着知识的客观中立性神话被打破,这一科学取向的课程设计理念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阿普尔转换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政治取向。尽管阿普尔的思想显示了智慧的深度,却依然没有摆脱科学认识论及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教育中的映射。只有转换提问的方式即"知识怎样最有价值",寻求知识与学生间的意义关联才是这一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