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设计性实验的教学探索

[目的]探索在预防医学本科流行病学实验教学的教学改革方法。[方法]在预防医学专业流行病学实验教学中开展设计性实验,包括选题、查阅文献、书写开题报告及汇报、实验的实施以及总结等步骤。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这一教学改革的效果进行调查、分析与评价。[结果]学生的多项能力均得到了显著提高。[结论]开展设计性实验促进了学生所学知识的整合与应用,使学生的学习更加积极主动,使其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从伯克的"语言四维度"看"印象系列"的修辞效果

在<语言是象征行动>中,伯克明确提出语言四个基本维度:诗学、逻辑与语法、修辞以及伦理学.这四个维度几乎覆盖了语言的所有范围:诗学语言在富有情感的同时也含有理性的成分;逻辑语言并不仅仅局限于语法及逻辑思维,更应与理性相结合,指导行动;修辞语言贵在用劝说、劝勉的语气达到合作竞争的目的;伦理语言,要求我们真实准确地表达人格品...     

从“国家意志”到“地方行动”:先秦射礼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以社会控制理论的方法探析先秦射礼的社会治理行为,认为:基于权威关系、核心利益以及情感号召基础上的强制、交换、动员等社会控制要素,在从大射仪到乡射礼的社会治理路径上存在着不同的分配与行使机制。"君与"的大射仪通过意识形态的施压、推行"知识体系"和树立"模范"标杆为强制手段,以"身份"和"资本"交换贵族的"中"与"忠",结合内在动机的激励式动员,达成了表彰"国家意志"的准集权式强制型治理形态;而"君不与"后的乡射礼则是立足政策规范,以"兴贤能"的号召、塑造"社会背景"以及引导自我操控等动员形式为举措,辅之以"禄仕"和"射义"作为民众"道德"与"君子"的回馈而实现的体现"地方行动"的分权式动员型治理风格。从"国家意志"到"地方行动",先秦射礼践行了一种准集权式的强制型与分权式的动员型治理共生共存的社会治理模式。     

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运动损伤的调查研究

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工作,本文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实地考察等方法,对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过程中常发生的运动损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为体质健康测试的顺利进行、学生的健康发展、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行政检查性质的界定

界定行政检查的性质应以行政法的终极价值追求为指导,并结合中国的行政执法现状。据此,应将行政检查界定为行政事实行为,同时针对事实行为不可救济的现实,设立专门机关予以救济,依此完善行政法律体系,实现行政宗旨。     

论商业广告的性质——兼论消费者对虚假广告的民事赔偿请求权

在我国采取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要从法律上规范广告行为,赋予消费者民事赔偿请求权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根据广告的法律性质,消费者对于虚假广告的民事赔偿请求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请求权,另一种是基于单方行为说引出的违约责任的民事赔偿请求权。     

加强政府履责监督 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责任政府是指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和职责、积极回应民众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并能自觉承担政治、法律和道义责任的政府.[1]文章对食品安全的履责监督、安全生产的履责监督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政府部门的责任监督过程中,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以制度为保障,实现了政府部门及人员以"分责全方位、知责全覆盖、履责全到位、问责全过程、负责全落实"为主要内容的"五责"监督体系,从而建立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网格化监管机制,实现了人为监督向网络监督、静态监督向动态监督、事后监督向过程监督的转变,取得了良好效果.     

电子政务服务外包潜在风险对其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电子政务服务外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包模式的正确选择与潜在风险的有效掌控,研究其潜在风险对外包模式的影响对外包模式选择、风险防范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分析总结电子政务服务外包主要模式(BOT、BOO、BT、ASP)的关键成功因素和潜在风险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潜在风险影响外包模式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决策与合同管理风险"、"开发与运营管理风险"、"资金与成本管理风险"、"知识与战略管理风险"四类潜在风险对各外包模式的作用机制及影响程度,并依此提出外包模式选择的参考建议。     

现代化转型中法治秩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融合*--基于两起土地纠纷案例的农村社会治理路径探讨

城镇化的推进带来了市场行为、行政行为对中国农村的日渐渗透以及农村各类土地纠纷的日益增多与频发。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土地纠纷的处置更多受到乡村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农民个体的行为选择也更多取决于其所最为认同的秩序基础及其所处的社会关联。“赢官司不打”,一方面反映出行政逻辑对法治逻辑的侵蚀破坏了法治在农民眼中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严肃性,目前正式法律途径对土地财产权的保护不完全也限制了农民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治理不能完全寄托于法治化建设。应培育一种基于法治逻辑的新秩序,并与基于社会关联的既有乡村秩序相匹配、相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多元协同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