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侵袭下的文化抉择——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文化观

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太平天国不同,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以保卫孔孟之道和恢复传统美德为拯救时局的良方。因此,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时,他们特别注重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实践平生所信仰的理学基本价值,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维护传统文化价值,回应西方文化在文化深层价值领域的挑战,即成为他们的群体立场。     

“为孔子传人”与“非孔子全体”——康有为论宋明理学的两重性

康有为早年对宋明理学极为推崇,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以宋明理学为教学内容。后来,他极力排斥宋明理学,将之视为复原孔教的第一阶段。康有为的做法体现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矛盾心态,既认定宋明理学是孔子后学,又强调其并非孔子嫡传。这除了因为宋明理学受老学、墨学或佛学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其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宋明理学虽然出于孔子,却并＂非孔子全体＂,属于另一种学问。     

北孔南朱铸道统 道理相继续文命——朱熹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朱熹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北孔南朱＂说足以说明朱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本文从立德以身、立功以政和立言以著三个方面说明朱熹是继孔子之后,以自觉的文化传承为使命,继往开来,继承、发展、创新了儒家学说,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文化的正宗地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论唐代反佛斗争

唐代既是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人们反佛的关键时期.傅奕、韩愈等人的理论批判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使人们认清了佛教的本来面目和巨大危害.玄宗、宪宗、武宗对佛教的政治打击不仅使佛教势力暂时消沉下去,而且使人们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禅宗分化及南宗的发展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韩愈借鉴佛教的祖统说提出了道统说,李翱将佛教的修行办法运用到个人修养方面,为理学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三教可一"的理想最终以"三教归儒"的形式得以实现,古老的儒家学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跨越多元文化：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尝试

引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论述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可行性、目的与精神,阐述在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化时代,经过改造和重新阐释的新儒学是构建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话语的重要理论资源。中国图书馆学者只有构建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并向西方输出自己的理论,才能使中国图书馆学走向世界。
     

从颜元的体育主张到“援武于儒”的新儒学构想

究其实质,颜元学说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扭转乾坤的显赫地位,就在于一种“以身为本”思想决定了不是心的冥思静想而是身的行动实践成为其为学的终极宗旨,这不仅意味着一种“体育优先”的思想前所未有地得以确立,而且也是对体育所尚的“武勇”之主旨的积极推举。因此,颜元思想既代表了对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后儒“重文轻武”积弊入室操戈的大力抨击,又以其对周孔原儒的“文武相济”古老传统的回归,而对今天历史新时期传统文化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表明了,正如当年章太炎首倡“儒侠”、梁启超发掘“中国武士精神”以期重振我们民族雄风那样,一种“援武于儒”主张的提出不失为今天新儒学构建、文化自强自信精神构建的应有之义。     

从胡适自传看胡适与新儒学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作为儒家传统的批判者而闻名于世的。然而人们常常忽略的事实是：胡适在早年与新儒学的接触中所得到的那些思想和见解对他的一生都是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的。该文并不拟全面讨论胡适与新儒学的关系．只试图从胡适的自传这一新的角度出发揭示新儒学对胡适的影响以及胡适对此的态度。     

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思想史视角建构及其文学源流辨析

许总有关“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体现了从思想史的视角切入,从宋代的国家哲学观照到元、明、清长时段交替反复着的中国文学史进程展示的宏观视野.许总的文学史研究兼顾时代、文体和源流之考辨,更融会贯通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最终汇流于文学史.许总的这一研究理路与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下文学的理论现实和创作现实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杨时心性修养思想探微

杨时认为知仁、知心、知性知天是心性修养的基础;意诚心正是心性修养的关键;"未发体中,已发得和"是心性修养的重要法门;顺应天命,以成己成物是心性修养的目标。杨时的心性哲学是宋明理学传承与转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杨时心性修养思想探微

杨时认为知仁、知心、知性知天是心性修养的基础;意诚心正是心性修养的关键;“未发体中,已发得和”是心性修养的重要法门;顺应天命,以成己成物是心性修养的目标。杨时的心性哲学是宋明理学传承与转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