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思考

从表面上看,环境问题是人们利用科学技术过度采伐和消耗自然资源所引发的,其深层根源是人类在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论和科技观上的科学技术决定论这两种观念支配下的对科技的不合理和无限制的应用,或者说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理念及其支配下的生活方式在起作用。只有进行人类文明的创新,变革指导科技发展的伦理观念,建立新的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观,才能实现科技、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巴恩斯技术观述评

关于技术的观点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巴恩斯以建构主义视角对技术进行了解读。首先阐述巴恩斯对技术与科学的关系的看法及其批判“技术决定论”思想;继而着重分析了他的“社会建构论”思想,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巴恩斯提出应当以一种整体互动的观点来对待二者才不失偏颇;最后探讨了巴恩斯技术观的片面之处。     

技术决定论概念新解——以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础

技术与社会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性关系，在现实中处于动态均衡的地位。广义上，技术决定论指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存在状态的思想理论形态；狭义上其指在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因素对社会发展相对于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占主导地位。此论述不符合现实状况，现实状况应是技术与社会的动态均衡作用论。     

以辩证决定论观念审视社会发展规律——兼对非决定论的批判

从论证历史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入手，剖析了非决定论思潮泛起的原因，并对此进行了批判和清算，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辩证决定论的思想，并阐述了辩证决定论思想的确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超越“文化决定论”重建“汉语文化共享体”——对汉语诗歌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从分析“文化决定论”切入，强调在汉语诗歌活动中，遵循人文逻辑对“汉语文化共享体”的认同，不同于依循泛政治化逻辑对“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而汉语诗歌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所缺失的正是对“汉语文化共享体”的自觉认同，及与之相应的对“与汉语形式不可剥离的精神”的真切体认，这双重缺失，与把汉语诗歌语言同质化为西方语言、工具语言互为因果。在全球化的境遇中，超越“文化决定论”，在诗歌活动中重建“汉语文化共享体”的立足点，是文化多样性及与之相应的人类精神的无限丰富性。     

在“消解”传统的哲学本体论之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

在教育史语境中诠释质疑，比较其与讨论的异同，以叶圣陶对讨论的界定及胡适把质疑与讨论分别并举的文篇为据；梳理教学法选取的轨迹，确定质疑在百年语文课程编制中的地位，探讨20年代初、80年代后质疑教学法的倡导，与时代思潮、中外先进教学理念、第一流的学者教师间的关连；阐述80年代后质疑课选材与方略的多样态势，并以《谈骨气》教学中一再出现的问题为例，表明丰厚的知识储备、加工和顺势而为的液态思维品质，是师生教学对话成功的前提。     

弗洛伊德对意识流文学究竟有什么影响？——再评秦剑、周秀荣的“意识流文学性本能规定”说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当时主要是一种医疗技术,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不但被心理学界的主流所拒绝,而且也被他的主要弟子们和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们所否定。西方和中国的权威研究人士认为精神分析对意识流学只有潜在的影响。“意识流学性本能规定”说是一个虚假命题。     

恩格斯晚年对社会历史理论的新探索

在唯物史观问题上,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主要的理论倾向,这就是：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现了唯物史观,但把唯物史观的创立之功多归于马克思,甚至有人认为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以此来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上的对立。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唯物史观发现的过程中,历史的、逻辑的探索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科学历史观发现上的一致性。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谈论马克思是否为技术决定论者

在看待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问题上,首先要界定谈论的问题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能简单地替换为技术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取决并适应于技术发展水平,强调了恰恰是生产关系要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里的技术与技术决定论的技术有着不同的语境.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只有在特殊的语境下,才可以进行这样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