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

杜甫的“陇道难”诗共计十六首。这十六首诗记述了杜甫从陇入蜀的一段行程,与李白的名篇《蜀道难》诗的从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处,因而有可比点。对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进行比较,以期探究杜诗与李诗在心理背景、表现手法及风格特色诸方面的不同。     

偏差的航向——中国新文学大师的贡献和误导

贡献:文言和白话方面做的破立工作。误导:文白对立,否定古典,反对用典和对仗,更全面贬低中国语言文字。     

论从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转型

宋玉是战国晚期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历来与屈原并尊为"中国文学之祖".但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而宋玉则是楚赋的代表作家;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重抒情,而宋玉所创作的楚赋重体物;屈原喜犯颜直谏,宋玉好微辞讽谏;屈原崇高伟大,宋玉自然亲切.从屈原到宋玉,实现了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对后代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生命印证生命的魏晋辞赋拟作——从祢衡的《鹦鹉赋》说起

拟作现象历来不受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尤其是赋品的拟作。本文从祢衡的《鹦鹉赋》说起,以此来审视魏晋文士对其的模仿,并探究他们模拟创作的初衷以及当时文人特有的＂英才情结＂。     

李杜与中原文化——兼论李杜异同之地域文化原因

中原文化的概念。中原文化与中华文化、河洛文化之关系。中原文化之特点:承传的正统性、崇实性、先导性、兼容性、辐射性。从杜甫的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他是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李白与杜甫的相同是因为都受到中华文化之哺育,都是受盛唐时代风气的熏陶,都博采了各地域文化之精华。李白、杜甫在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同,青少年时期所受地域文化之影响不同,李白主要是受巴蜀文化之影响;杜甫主要是受中原文化之影响。     

北宋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原因探讨

北宋至道三年(997年),朝廷为加强对敌方的控制,将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这一措施的旅行,主要是由于此地区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丰富的战马资源以及朝廷采取犬牙交错的治理原则的结果。     

中国古诗翻译批评标准初探——以杜甫《登高》的两种英译本为例

翻译始于实践,止于批评。而翻译批评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就如同无本之木。因此,对翻译批评标准的研究能够加强译品的质量评估,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本文运用王宏印教授提出的文学翻译评判六个标准,分析杜甫《登高》的两种英译本,以求客观合理地评判古诗英译。     

论宋初“三先生”对理学的开启作用

胡瑗、孙复和石介,学界史称宋初＂三先生＂,他们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思想家。＂三先生＂以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为捍卫儒家道统,对宋初泛滥的佛、道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倡儒学的真精神,展示了复兴儒学的决心和勇气,从而开启了以后影响中国封建社会长达700年之久的＂程朱＂理学。     

致君尧舜：杜甫终身不渝的政治理想

袁行霈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杜甫在长安时期“立登要路,致君尧舜”的理想就已经破灭。然而,大量诗证说明：杜甫“致君尧舜”的理想一直没有破灭,其致君之努力直至终老。     

文化巨变时代的新式民俗志——《中国民俗文化志》总序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指导思想是注重具体理解民俗与地方生活的关系,以体现文化巨变时代的文化自觉意识。当代地方民俗志需要以三点重要认识为前提:一、中国民俗的地方性是民族性与地域性交叉的表现;二、民俗志应该着力记述连续性的民俗传承,也要关注深层的民俗传承;三、结合对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把握,将比较容易描述地方民俗的特色,呈现民俗文化内在的逻辑关系,反映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特征。民俗文化的地方传承也就是在历史上被一再建构的地方性象征体系,其中若干重要文化事象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成为本志书统一采取的书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