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文学批评个案研究——《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张爱玲研究史上第一篇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章,已成为后人研究张爱玲所广泛征引的批评资源。傅雷和张爱玲文学观念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成长路程不同,性格特征不同,审美趣味不同,两性心理不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人艺术视野的不同。傅雷在肯定了张爱玲的写作技巧的同时,对张爱玲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有着敏锐的体察。而张爱玲后期的写作情况也说明了傅雷的批评是有先见之明的。     

严复法律教育观及其启示

严复是第一个把＂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推向国民法律素质思想层次的思想家。他对近代中国国民法律素质的理想模型、国民法律素质低下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国民法律素质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深邃的见解,这些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应用——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判断译文质量的方法也不同。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为评估译文质量提供了方法。笔者借用这一理论,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许渊冲译文和辜鸿铭译文为例,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上分析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方面的偏离程度,判断译文质量的高低。     

¨雨＂意象在唐诗流变中的作用——以王维、杜甫和李商隐“雨”意象诗歌为例

雨这一自然事物到了唐代已成为诗人钟爱的抒情意象,折射出唐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不同时代诗人笔下的雨亦是风格迥异,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本文通过分析王维、杜甫和李商隐笔下“雨”意象的不同特点,以窥见唐诗的发展历程,发掘“雨”意象的运用在盛唐到晚唐诗歌流变中起的作用。     

对严复中西文化观的历史考察

严复的文化观被当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先进到落后、由学习西方转向回归传统的典型,认为严复＂早期进步,晚年保守＂的观点似成定论。本文对严复独具特色而又一以贯之的中西文化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在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中的艰苦探索及文化选择进行历史的考察。     

宋玉《微咏赋》真伪辨

结合战国时代楚人宋玉和南朝宋人王微的生平经历以及《微咏赋》(或《咏赋》)的内容、形式等来看,《文选补遗》、《广文选》中所载旧题宋玉的《微咏赋》当为南朝宋人王微的《咏赋》。其主要理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此赋出现甚晚;从题目和内容来看,赋名原为《咏赋》而非《微咏赋》;此赋与宋玉诸赋形式相比极大不同;从遣词、造句来看,是赋非先秦作品而当为汉代以后人所作。     

论米芾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的互通互融

米芾是宋代文人中个性突出者,其文艺作品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彰显"个性"是其主导的书学思想,"自我"意识渗透在诗歌创作之中。他在诗、书方面都注意学习古人,诗学唐,追求平淡自然的诗风;书宗晋,在注重基础点画同时力求表达真实性情。其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互通互融,构成独特的文艺价值体系。     

再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

将“历史”与“语言”并重,构建一个有组织的研究机构的思想认识,最早可以追溯至傅斯年的大学时代。在留学英、德期间,傅氏虽醉心于自然科学知识,但他对于文史之学始终关注与爱好,且成为一股潜流蕴涵在脑际。这股思想潜流的实践便是,他先后创办了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设想将两个研究所同时运作,但实际困境使他最终放弃中山大学的语史所,而专注于中研院史语所的发展。他创办史语所之缘由,一方面是要为中国的文史之学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是要将中国史学推向世界,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     

从英汉对比角度看傅东华译《飘》对长句的处理

英语长句一直是汉译的难点。文章在分析英汉语差异的基础之上,对傅东华译本《飘》的长句翻译进行微观考察,以期更好地揭示英汉语的本质差别,共同提高英译汉的效果。     

吟到安时殊细腻,体当拗处更风骚——浅析杜甫诗律求变的创作技法

文章从结构、对仗、音韵三个方面,对杜甫律诗中的创作技法作了系统分析,突出了杜律稳中求变的创作特点。结构上看,杜甫不仅擅长谋篇布局,而且善于通过倒装以及词语异置的方式来达到语言陌生化的效果;对仗上看,杜诗采用无情对、流水对、扇面对与当句对等多种对仗技法,灵活严整;音韵上看,杜甫对细节讲究活和严,善于在毫微之处精雕细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