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从《三吏》、《三别》看杜甫诗歌的人民性

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正是这特定时代的投影和折光。诗人将他的所见所感写进诗中,表现出同情人民、热爱祖国、憎恨黑暗现实的高度的人民性。     

“暗示”:有效读写的固着点——傅东华编著《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之创新

教科书作为教学实施的依据之一,其科学的编排体例等对教与学都有重要指引意义。1933年,傅东华编著《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创新编撰239条“暗示”,诱导学生对于教材内容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期使获得透澈之了解,及深入之欣赏。这些“暗示”从功能上可分为告知式、启思式、混合式三种类型。傅东华通过全新编撰的“暗示”,以期联结编者、作者、教师、学生四个主体的意志,通过明确文章解读的关键点、指示课文的读写结合点、设置多样的言语实践点,将阅读和文章作法紧密联系,以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     

从《功夫熊猫1,2》看中国文化大行其道好莱坞

"功夫"与"熊猫"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符号,也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形象大使"。《功夫熊猫》和《功夫熊猫2》中诸多中国元素的展现以及影片在全球放映的成功,让全世界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不禁让我们去思考在现今全球化背景下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会大行其道好莱坞。其中一方面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近年来的崛起。另一方面是美国文化自身的局限性。     

论唐代古文运动对文赋体式形成的影响

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文学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理论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成就引领文学革新走向成熟和兴盛,使得文赋在形式上突破骈赋、律赋的格式束缚,向着质朴化、散文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父辈亲情与政治隐喻——重读《傅雷家书》

傅雷是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他的一生,漂流于中西之间,徘徊于书斋内外,时而高歌猛进,时而低吟踯躅,颇富传奇色彩。他在1954—1966年间的家书,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家书“潜在”而真实的记录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中叶政治风云变化莫测年代的心路历程,也张显了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人格。     

论六朝小赋对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前期的艳词和歌妓词多是对下层歌妓的美丽姿色、气体、高超的歌舞技艺的描写和对她们内心情感和愿望的揭示，从审美水平、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上都受了汉魏六朝小赋的沾溉。后期的羁旅行役词则从题材到创作方法都是从六朝纪行小赋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柳永将赋体学所擅长的铺叙手法引入倚声填词之中，为慢词创作开辟了新途径。     

严复与袁世凯关系释论

关于严复和袁世凯的关系,学界关注很少。事实上,严复和袁世凯交往的二十多年,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坛风云的起伏,严袁之间的友谊和纷争,深刻反映了那时社会文化的变迁,也透视出严复的政治追求及其对袁世凯的整体认识。严复倾心袁世凯,既是个人好恶,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杜甫辞赋创作三辨

为了研究杜甫辞赋创作的动机与取向,从创作动机、导谀乞怜、讽谕之义三个方面,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对杜甫辞赋创作中的一些细节进行了分析和辨正。通过分析认为,杜甫辞赋创作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动机,是求得君臣遏合、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杜赋所表现出的导谀乞怜倾向实为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希冀以自己才能博取政治理想的实现,不应过分指责。杜赋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对辞赋讽谏功能自觉坚持,这一点也为后代论者所承认,尤其是他在赋中运用的征实和稽古的写作方法构成了他所追求的“诗人之赋”的基本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