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求仕历程及动力

杜甫的求仕经历是极其艰辛的,先后长达二十多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次求仕之苦涩、长安求仕之屈辱、战乱入仕之忘我。他的求仕动力主要源自三个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不仕无义"的儒学信条,"再使风俗淳"的历史使命。     

杜甫陇右诗与陇右地域文化(上)

在杜甫一生的生活和诗歌创作生涯中陇右时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诗作具有与其他时期不同的鲜明的个性。其成就的取得有诸多的因素,其中陇右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陇右的独特自然风貌、胡汉民族浑融、文化多元情境及不时出现的边烽紧急情势对杜甫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激发了杜甫的诗兴,影响了杜甫山水诗的创作,陶冶了杜甫的心灵,升华了杜甫的人生境界。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元白新乐府运动再论

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新乐府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活动,但与其说其本质是一场文学运动,不如将之界定为政治运动。对新乐府运动性质的颠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其宗旨、功用、创作规范三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定。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均应建立于唱和这种形式之上。     

试论南朝赋才学化倾向的成因

才学化是六朝赋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追求,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人的觉醒＂与＂赋兼才学＂是南朝赋形成才学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六朝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潮＂人的觉醒＂与传统的赋学观念＂赋兼才学＂叠加在一起,使六朝赋的才学化特征比汉赋突出;＂人的觉醒＂促使六朝士人努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情,促使赋家在赋的创作中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出超人（包括前人）一等的才学,故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比魏晋赋典型。     

论唐代古文运动对文赋体式形成的影响

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文学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理论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成就引领文学革新走向成熟和兴盛,使得文赋在形式上突破骈赋、律赋的格式束缚,向着质朴化、散文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革命与改良之问：严复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通过对进化论的独特理解,严复提出了文明排外和发展民力民智民德的社会改良之路来解除中国的生存危机,因而他坚决反对辛亥革命所提出的暴力排满的主张,也很反对暴力革命的手段,但他对辛亥革命所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既有反对的一面。又有可以接受的一面。由此可见,革命和改良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     

“鹿卢剑”所见《陌上桑》中罗敷丈夫的官职

＂鹿卢剑＂其佩戴者多为王侯及其以上的显贵。《后汉书·舆服志》未载佩剑制度,致使在佩剑之风盛行的东汉缺乏直接的正史依据去按佩剑来考证佩剑者的官职。但＂鹿卢剑＂作为＂玉具剑＂的一种,使其可以用＂玉具剑＂代替＂鹿卢剑＂去商榷汉魏时佩戴＂鹿卢剑＂之人的官职。因此拙文认为除汉朝＂郎官＂外,佩戴＂玉具剑＂的最低官吏为郡守,并得出《陌上桑》中佩戴＂鹿卢剑＂的罗敷丈夫应是郡守及其级别以上的官吏。     

论宋代的梅赋

梅赋最早出现在南朝,但直到宋代才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在内涵上,以梅花、梅子和枝条为表现对象,关注新品种,同时往往借梅以抒发作者的情志;在艺术上,骈赋与骚体赋并重,广泛使用比拟手法,有些作品有一定的故事性。梅赋在宋代的快速发展,既是宋代梅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咏梅文学繁荣的影响,同时与作者自身的地位和志趣也有很大的关系。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