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徒子好色赋》的“好色”所指与讽谏旨归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是假设登徒子之词,讽谏楚王好色之作。作品以宋玉与东家之了、登徒子与其妻、章华大夫与采桑女子等三个事例,说明了好色与不好色的行意差异。并在比较中强调了"守德""守礼"的男性自律操守,从而于言词之外,寄寓了希冀楚王"守德"自律的讽谏旨归。     

王国维视域中的周邦彦词

一个诗人的成就大小、风格特征本质上是后人对该诗人的接受。不同的视域会有不同的接受,产生不同的评价。王国维视域中的周邦彦,是一个如诗中杜甫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以其抑扬顿挫的格调,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开了南宋姜夔、吴文英格律词派的先河。杜甫是唐诗的"集大成"者;周邦彦是宋词的"集大成"者,王国维称之为"词中老杜",两者类比,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亦颇受质疑,多有误解。作者试图通过对周词题材、语言、音律、风格,以及多用典故、善创新调等多重角度分析,阐释王国维该评价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王国维视域中具有"老杜元素"的集大成式的周邦彦词。     

20世纪中国赋体文学研究之进程述论

20世纪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进程可以划分为继承与突破期(世纪初至建国)、徘徊与探索期(建国后到新时期)和开拓与繁盛期(新时期以后至世纪末)三个阶段。总体来看,继承与突破期的赋体文学研究的特点为:研究范围较大,视点较多,对于赋体文学的产生、功用、分类、性质、发展、归属等问题多有探讨,既继承前人的部分观点,又有明显的突破。徘徊与探索期的研究处于徘徊探索阶段,对于汉大赋的评价仅仅着眼于形式主义,而忽略了其审美价值;对于抒情小赋则予以重视。另外,关于赋体的文体特征及与其他文体的关系也曾引起学者的关注。开拓与繁盛期的研究方法多样,既有对赋体创作本身的研究,如功能、审美艺术、发展演变、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等,又有对赋体理论的总结。对于唐代以后赋体的重视,也是该时期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论贤人失志与汉魏六朝的禽鸟赋创作

楚辞的比兴手法在汉魏六朝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禽鸟赋中的一些作品更是如此。作家通过禽鸟意象寄托自己的生平遭遇,以慷慨悲凉、怜悯哀怨为情感基调,体现了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特色。     

论傅山诗歌“古朴奇拙”的艺术风格

傅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书画家、诗人。他的高尚和刚直的性格加上遭遇明清鼎革、国破家亡的经历,使其诗歌多表达奇崛和磊落的心曲,而显现出一种"古朴奇拙"的特征。傅山诗歌表现出的"古朴奇拙"的特点是同当时的美学风尚相契合的,而且这也是傅山反奴性、反对媚俗思想的体现,是社会环境与个人思想在诗歌中的统一和结合。     

心系天下的美丽——《诸将五首》的审美价值和讽喻风格

《诸将五首》的审美价值主要呈现于贯穿全篇的情感、思维的跨越和典故的运用之中,其讽喻风格则呈现了一种内敛化、全局化的政治眼光和讽刺意味的淡化。从审美价值和讽喻风格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从而认为其中的变化都需要还原到作者人生的经历和思想的变化过程中去审视,重新建构只是建立在文本解读之上的判定标准。     

杜诗校勘学述略

由于种种原因,杜诗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异文、讹误、脱略情形,经过历代学者对杜诗的大量校勘工作,杜诗校勘学乃形成一门专门之学,其内容之丰富和方法之独特,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福康安在西藏

清代非常著名的人物福康安一生在战场上叱诧风云,在他的战绩中没有失败的记录。就这样一位乾隆皇帝非常器重的人物,很多人只知道他在战场上是一位杰出的武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这方面的才能在他平定廓尔喀后参与制定《钦定藏事章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为清朝中央政府更好地管理西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就其在政治方面的才能联系他在西藏事务中的表现作一表述,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这位清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试论王符的圣贤思想

东汉后期的思想家王符在其著作《潜夫论》中,对后期社会流弊及外戚宦官的专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提出”末世“的治理需要圣主贤才的思想主张,并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充分论述了圣贤出现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圣贤思想。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美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