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斡旋受贿犯罪独立性的立法思考——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接轨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签署和正式批准，我国的反腐败进程迈向了新的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顺利接轨的挑战。目前我国《刑法》中诸多规定与《公约》内容不行。基于对《公约》的分析，认为斡旋受贿犯罪与普通受贿罪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应当独立成罪，且其犯罪主体应该扩大至具有影响力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人所利用的便利条件，不是指行为人与其下级之间的制约关系，而应该是非制约关系的社会影响力。     

共同正犯与身份

身份是对犯罪的成立或刑罚的轻重产生影响的个人要素,分为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折中说的观点是可取的。对有身份者应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之效力是否及于无身份者,应当根据无身份者是否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进行判断。     

网络侵权与犯罪的立法思考

网络立法，目前主要的还是处于探讨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中国，目前不仅网络法律是一个新事物，而且就连网络本身也还是很新的事物。从法律的角度研究网络、规范网络，保护网络的发展，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目前正处在这个过程的探索和刚刚开始阶段。在具体的立法上也走出了一步。最近，我国有关部门对互联网的行政管理已经做出了几个管理规定。这是对互联网进行法律规制的一个尝试，也是探索性立法的第一步。这需要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困境与出路：我国性侵运动员犯罪行为的刑事规制探究

近年来,性侵运动员的犯罪行为频发,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热点。以此审视我国运动员性法益的保护,虽有强奸罪、强制猥亵罪的刑事立法,却缺乏对该犯罪行为特殊性的深入思考,既不能在惩治犯罪人方面达到理想效果,亦不能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良好功能。同时,司法中的“以纪代法”、针对性缺乏、未回应被害人需求等诸多问题,亦使该犯罪行为的刑事规制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在该犯罪立法上应有针对性采用附属刑法进行修正,完善犯罪的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制度;司法上,积极回应被害人的诉求,努力克服刑事规制过程中的各种困境,让运动员的性法益得到全面而充分的保护。     

玩忽职守罪主体的界定

玩忽职守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判断,刑法理论界存在着公务论与身份论的论争。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干部人事制度的变革,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应仅以身份论,而应以其是否从事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来衡量,并认为国家机关以合同、协议等形式聘用的临时人员从事执法活动时,若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适用法律。有关立法、司法实践基本采纳的是以公务论为依据来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介绍贿赂罪应为目的犯--兼谈受贿罪的犯罪目的

介绍贿赂罪的犯罪目的研究在该罪的所有争议研究中，相对薄弱，甚至虚无。介绍贿赂罪介于行贿罪与受贿罪之间，在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程度上，三者皆紧密联系，构成一个阶梯性的犯罪体系。尽管刑法明文规定了行贿罪的犯罪目的。受贿罪的立法规定中也隐含着犯罪目的，而对介绍贿赂罪的犯罪目的刑法既未作明文规定，从语义上也看不出有所隐含。但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出发，介绍贿赂罪也应该具有犯罪目的才是正确地反映了立法原意和这三罪的构造关系层次。同时，将介绍贿赂罪的犯罪目的界定为谋取经济利益，并将该目的解释为情节严重之情形之一较为科学。     

ATM犯罪探讨

随着ATM犯罪的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各界正面临着这种犯罪带来的诸多危害,也更加关切如何才能有效预防这种犯罪。本文就ATM犯罪的法律界定和其他一些有争议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就现在的相关政策作了评议并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     

当前大学生犯罪原因与预防对策

当前大学生犯罪呈现出新的趋势,原因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预防大学生犯罪,学校要加强教育和管理;家庭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司法机关可以适时作出司法建议.     

悲剧创作意识之我见

悲剧的灵魂并非依附于作品，而是存在于作家的意识中，但更多的，悲剧是人类的“百年之梦”，是人类社会的“原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