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汉代帝王的游苑活动

两汉时期,伴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进步,政治经济的发展,造园之风也随之兴起。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汉代帝王为了满足逸游娱乐之需,广建苑囿。汉代皇室苑囿地域开阔,山水交融,树木繁盛,奇珍异兽云集,是汉代帝王游苑的主要场所。他们在苑囿中宴饮游憩,祀神求仙,游乐巡狩,朝会受贺……在近距离的苑囿中实现娱游观戏之乐。     

赵孟頫仕元原因探析

赵孟 作为赵氏宗室而出仕元朝 ,长期以来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与讥讽 ,认为“有伤气节” ,并影响到对他的艺术作品的评价。但是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应将赵孟这一历史人物置于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探析。从他与南宋宗室关系的淡漠 ,他对南宋末年黑暗政治的不满与失望 ,再结合元初统治者忽必烈所采取的对汉族儒士、赵氏宗室的怀柔政策所产生的作用 ,综合考察后不难看出赵孟仕元是一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中事。因此 ,对赵孟仕元不必多加指责 ,更不必为此贬低他的艺术成就及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诗经》宫廷乐歌思想内容特性新探

神圣性、真实性、人民性,是《诗经》宫廷乐歌区别于后世宫廷文学的几个显著特性,神圣性是由当时原始崇拜和史诗文学的性格决定的,真实性是由当时高度发达的史官文化决定的,而人民性则是由当时史官文化的求真精神和国家实行封建宗法政体决定的。     

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评点者的特点

依据《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影印本辑录出的634条独有批语,通过与脂评对比,着力研究蒙府本侧批评点者的特点。由于蒙府本批者对原稿的改动情况不了解;与脂评相比,批语中没有相互争论的情况;对书中部分人物的态度不同;对其他小说的态度不同以及与脂评者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因此,蒙府本批者不属于脂评者,但批语却为我们留下了与曹雪芹的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的脂评者圈外之人对《石头记》的评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     

清代科举宾兴对基层地方社会的影响

随着清代科举宾兴在各地的普遍设立,这种专门为科举考生而设立的教育公益基金对基层地方社会的影响也日益深入。一方面,人们日益将捐设宾兴的行为媲关于宋代范仲淹捐建宗族义庄的义举,并进而认为其施惠范围较之宗族义庄更为广泛,故而也便更为难能可贵。有些家族甚至将原本用于宗族祭祀的族产捐为科举宾兴的资产。另一方面,地方士绅推举代表、值年轮管宾兴资产的管理方式逐步取代清代中前期的官府、儒学教官对科举宾兴资产的直接控制,也为清代基层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践场所。     

论清末禁烟谕旨与禁烟新政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的禁烟运动取得了成效,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采取了适当的禁烟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过程,谕旨从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迷信到纯粹的政治工具——试论天命观在秦始皇时期的嬗变

天命观在先秦时期特别盛行,人们对它非常迷信,帝王也多利用天命观来维护自己的王权.但是到了秦始皇时期,天命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帝王对它的迷信转化成一种纯粹的政治工具.秦始皇不再像先前帝王那样匍匐在上天的脚下,做任何事情都声称是奉天之命,而是把自己提高到与上天相并列的地位,把自己变为天神,真正成为天、地、人的主宰.秦始皇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既有天命观自身发展的原因、中央集权统治力量加强的原因,又有他自身从政经历的原因.     

南朝国婚的门第观和人物观

南朝国婚形态是东晋的继续和发展。门阀制度和人物风尚对南朝国婚影响甚大。南朝国婚和东晋时期一样重视门第等级和人物才能品性等素质,但南朝国婚婚选倾向荫华势弱之族和清虚退让之士。南朝国婚门第观与人物观的变化反映了门阀制度和门阀士族走向衰微的历史趋势。     

古代王室政治婚姻初论

王室政治婚姻是一种借助婚姻形式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政治策略 ,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它的类型多种多样 ,作用也因联姻的目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由于此类婚姻的基础是王位世袭制度 ,因此 ,当民族国家形成后 ,它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