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社会和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慈善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迫切需要激起社会怜贫恤弱的爱心，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慈善以其仁爱之心，关爱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的生存处境，增强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期望，有助于弥补过于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慈善所表达的善意和爱心，有助于克服日益严重的社会疏离和隔膜，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亲近、沟通与认同，增强人际关系的融洽与友善，从而增进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1980年～2004年中国图书馆法治研究述评

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图书馆法治研究的进程,作出了基于量化分析的描述;对研究内容、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上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就,作出了概括、分析与评价。     

同行评审的新趋势

为避免传统同行评审形式出现的诸多弊端,学术出版界不断探索新的同行评议方法,出现了诸多的创新。本文主要对当前正在尝试的新兴同行评审方法进行调查,并介绍相关经验。这些创新方法包括开放性同行评审、非选择性同行评审、开放预审稿件的公众评审、便携式同行评审、反弹式同行评审、背书式同行评审。调查结果显示,同行评审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互联网革命和开放获取出版紧密相关,科学出版商为作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新的同行评议形式为学术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问题研究——以单位行贿罪为中心

对犯单位行贿罪的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顺应我国反腐败政策的宏观导向和国际法的有关要求,符合我国刑法基本原则,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行贿单位适用《刑法》中现有的职业禁止面临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困境,可以从法律解释或设立单位贿赂犯罪特别职业禁止制度的角度探索出路：扩充职业禁止的内容、缩短禁止期限、设置公告渠道、明确执行主体、与合规制度有机结合,同时向单位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从政治体制维度解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高绩效执政之谜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执政以来,历经多次大选,连战连胜,至今仍保持执政地位。这在多党竞争选举体制的条件下,堪称奇迹。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有如此超强的执政能力和卓越执政绩效,首先在于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但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构建和运作了一套能有效贯彻其战略的政治体制,主要体现在政党体制、政府机构权力分配和运作机制、公务员选拔培养机制、反贪防腐机制等方面。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我国高校荣辱观教育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学习是在教育者的指导下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下,学习者通过活动与交往进行的知识建构活动,因此建构主义者特别关注学习者主体作用的发挥,强调要加强学生学习内容和他们周围实际的联系,引导他们在活动与交往中运用原有的知识经验探究学习,使他们在主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主动求知的技能、态度和习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将促使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尽早转变教育教学观念,真正掌握荣辱观教育的真谛,树立社会主义科学的荣辱观。     

国际商事仲裁一裁终局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观点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相对于诉讼的主要优点之一。但随着国际商事交往规模的日益扩大,一裁终局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内除了效率性结果外,还带来了公正性缺失的可能性,并且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问题。因此,应当将商事仲裁视为主要是契约因素与裁决权威性因素的结合,增设当事人协议进行的"二次仲裁",同时,尽可能回退司法因素,以利于仲裁的发展。     

对农村中小学经费实行"校财局管"的分析

在剖析了原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管理办法弊端的同时,分析了“校财局管”在规范收费标准、加强会计监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实行新的经费管理办法时,应注意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机构、权力责任制度等。     

艺术兴学理念下啦啦操的开展促进了校园文化建设

艺术兴学的办学理念影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啦啦队的开展和发展，校园啦啦操队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增强校园的凝聚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中西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定”

任何一种制度的安排,都应该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中西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西方政治制度理念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人性恶论基础之上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思想,其基本的哲学判断是＂制度高于人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理念的基本分析框架,则是建立在人性善论基础之上的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思想,其基本的哲学判断是＂人性优于制度＂。＂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中西＂德治＂与＂法治＂不同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设计。＂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了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儒家文化中的人性本善假定从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的角度看,固然提升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豪感、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凝聚力,但却对中国政治发展也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参照西方的宪政理念与法治经验,方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