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的法制思想

清末法制改革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清末变法修律的大潮中,宋育仁顺应形势,就法的起源、法的依据、法的功能等方面结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为中国法制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行政复议法》制度性缺陷探究

我国目前行政复议工作发展的窘境与现行《行政复议法》的制度性缺陷存在重要的相关关系。现行《行政复议法》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行政复议的主体设计、行政复议终局裁决等三方面存在制度性缺陷。对制度性缺陷进行系统探究，指出弊端之所在，为今后修改和完善行政复议的立法提供借鉴与参考。     

从"敢治"、"能治"到"善治"——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跃迁

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这一主题，治国理念相继呈现出从“敢治”到“能治”再到“善治”的阶段性特征。通过其转变历史及其特征的考察比较，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跃迁的来龙去脉，更好地推进社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论“以德治国”的深刻内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以德治国"决策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体现,它包含着对我国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它强调了行政伦理建设的关键作用以及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     

后唐“安重诲事件”的真相和实质初探

后唐天成四年（929）扎月,枢密使安重诲听说使者乌昭遇谒见吴越国王钱缪时舞蹈称臣,就上奏明宗皇帝李嗣源赐鸟昭遇死,并奏削钱缪王爵、元帅、尚父等官职,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安重诲事件”。此事件的真相是：钱缪上贡给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的礼物没有使安重诲满意,安重诲就诬陷钱缪不礼君命,进而怂恿唐明宗削夺了钱缪的官爵;其实质是后唐时枢密使的权力进入“枢密之权等于人主”阶段的典型反映;其施加给昊越国的影响是,此后的几十年中,吴越国尽可能诚恳和优厚地给朝廷重臣奉献礼物,从而加重了吴越国百姓的经济负担。     

论“德治”与反腐倡廉

“德治”和反腐倡廉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推行“德治”必然要求强化反腐倡廉,反腐倡廉迫切需要推行“德治”,两者紧密结合是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执政党公信力构建形态引论

研究执政党公信力,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其本质内涵、整体构成与变迁规律。执政党公信力的本质是一种"动态资源系统",对执政党公信力进行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理论解读的同时,运用系统结构分析的方法,分析构成执政党公信力的三大要素系统及其功能,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和跨学科的综合视角,提出"执政党公信力构建形态"的重要范畴与理论,分析政治文明发展中三类执政公信力形态的变迁规律与历史走向,可作为执政党公信力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分析工具。     

五代武人的精神追求与文士的处世权谋

五代武人在大一统政治格局瓦解的形势下,个人权力欲极度膨胀,忠君道德观普遍淡薄,其利益权衡,更多以现实权力格局和利害关系为基准。但仍然有部分武人追求以忠君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精神。而后唐君臣对唐室正统地位的继承与维护是这一追求的体现。五代文士在武人强势的政治局面下,普遍明哲保身,鲜有忠贞耿介之士,政治道德水准较前代下滑。但仍有部分文士敢于进谏,影响统治者沿儒家化政治方向施政。后唐文士对唐朝政治制度的追求,以及后晋文士关于契丹事务的议论,都为五代政治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     

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评析

诸葛亮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治理益州二十载,得到了人民的深厚爱戴,甚至由后主亲自下令立庙以供人们怀念。诸葛亮作为蜀汉开国丞相,有着出色的政治才能和领导能力,他带领一干官员制定了《蜀科》,作为益州的基本法律规范。他的法治思想不拘泥于传统儒家的"礼义""德治",而是吸收了先秦法家"重法"的思想,并结合益州具体实际、注重变通,创造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历史及实践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于世纪之交,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以德治国”,这个思想是在对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德治国、德治,其思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其演变的历史轨迹,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认真总结这一历史遗产,以我为主,综合创新,为我所用,这对于我国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