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对屯垦事业的经营与管理（1763—1864年）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政府在回疆派驻官员管理并驻扎大量官兵。为解决部分行政和军事费用,回疆屯田事业在参赞大臣悉心经营管理下迅速蓬勃发展起来。一方面屯田的收入满足了军需和行政费用,另一方面屯田活动还加强了回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协作,密切了不同地区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党的“四群教育”的政治学思考——基于政治合法性的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全体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的承认,对政治统治行为的认可,它是执掌政权的前提和基础。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成为一个值得重视、关乎大局的动态的时代课题。目前党内"四群教育"活动新形式,可以视为旨在政治合法性增益的重大举措;政治合法性是开展"四群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动因。以"四群教育"活动为视野,政治合法性增益问题涉及到宪政建设的整体推进和中国共产党利益代表机制的科学建构,因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儒家官德思想启示

儒家以“仁”为思想核心,对中国的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对官德的论述也相当丰富,孔子在其官德思想中,把吏德、君德看作是统一整体,其官德思想为：为官以“仁”,为官以“德”,为官以“礼”,为官以“民”,为官以“克己修身”。这是我国古代“德治”的基本精神,这一思想在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中得到诠释,对当代为官者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永乐以来明代阁臣地域分布初探

阁臣是明代一个特殊的官僚群体,在明代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对阁臣所在籍贯的整理,发现他们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分布的地域性特征。分析这种地域性分布特征,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明代政治的理解,同时也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秦代的法治实践及其历史教训

秦王朝是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秦朝有完善的法律规范、系统而严密的执法、司法和监督机构,在指导思想上完全按法家思想为指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称之为法治国家,但由于缺乏民主基础,法律内容过于苛严,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法治意识不强,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保障等原因,秦王朝短命而亡,其法治实践也彻底归于失败。这就导致了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谈法色变,独尊儒术,形成了中国长期的人治传统。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新探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内容广泛,其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二者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职能,社会冲突的调控职能,内外侵犯的防卫职能,整个社会的代表职能。国家社会职能的扩大或强化,不仅对本国社会生活,而且对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领会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真谛,指导我国处理好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刘锡鸿任驻德公使始末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因不谙国际情形,在外交上吃亏甚大。在外国压迫和清政府自身事实上需要的情况下,清政府开始派遣驻外使节。刘锡鸿因与郭嵩焘个人关系上的特殊性,得以出使英,继而出使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驻德使馆。在德期间,刘锡鸿虽想有所作为,但由于时代及他个人的局限,他没有做出什么突出贡献。出国后,刘锡鸿的保守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对西方的认识 ,也变得较为具体,但仍没有跳出保守思想的藩蓠。最后,由于他与郭嵩焘矛盾的激化,加上李鸿章的极力反对,刘锡鸿被撤回国。     

简评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

我国现行的单轨制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不利于对劳动者利益保护 ,不适应历史潮流 ;建议实行分轨制的争议处理体制。     

国际商事仲裁一裁终局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观点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相对于诉讼的主要优点之一。但随着国际商事交往规模的日益扩大,一裁终局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内除了效率性结果外,还带来了公正性缺失的可能性,并且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问题。因此,应当将商事仲裁视为主要是契约因素与裁决权威性因素的结合,增设当事人协议进行的"二次仲裁",同时,尽可能回退司法因素,以利于仲裁的发展。     

从政治体制维度解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高绩效执政之谜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执政以来,历经多次大选,连战连胜,至今仍保持执政地位。这在多党竞争选举体制的条件下,堪称奇迹。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有如此超强的执政能力和卓越执政绩效,首先在于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但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构建和运作了一套能有效贯彻其战略的政治体制,主要体现在政党体制、政府机构权力分配和运作机制、公务员选拔培养机制、反贪防腐机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