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佛政策与辽代灭亡

辽代崇佛之势远胜同期的南方政权。作为一种文化,佛教曾对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后世却有“辽以佛亡”之语,认为崇佛加剧了阶级矛盾,使皇帝疏于政事,最终导致亡国。其实,辽亡与崇佛的关联,绝非简单的崇佛之故,而是几无限制的崇佛,其深层原因则是统治者及其制定的佛教政策使然。     

清末民初的接受环境与小说"翻译变形"之分析

翻译变形为一种非正常翻译手段,它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在晚清小说翻译中尤为突出。以往翻译研究大多从文本转换层面来对之做出界定,结果将之排除在翻译之外,而遭后世诟病。通过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路径,探究晚清翻译变形背后的文化成因,认为,接受语境和诗学观念造成了变形的外部压力和内部诱因,致使与翻译之正法背道而驰,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又是合理的、可取的,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演进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拾补——以《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为例

《银雀山汉墓竹简》同其它出土文献一样,缺损情况也较为严重。但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无人增删、窜改,文献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貌,因而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本文基于《银雀山汉墓简》（壹）语料,为《汉语大词典》补充了若干语例。     

王莽与儒学

王莽自幼身受儒学教育,服膺儒学价值并努力践行儒家道德,实为西汉末期儒林领袖。自平帝起,王莽秉政,更加大力扶掖儒学,并对儒学的政治理想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援儒礼以更张制度,即"王莽改制"。王莽改制的实质,就是以儒学政治理想模式,来解决秦汉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的这场改革运动,其实是政治制度的儒学化过程。东汉建立以后,对王莽改制进行了清算整理,但涉及儒学及儒学政治制度化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仍依其旧,从而奠定了儒学参与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础,由此可见王莽改制对后世政治制度发展的影响甚为深远。     

体制宏大 精思独到——评杨树增教授《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

杨树增教授《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打通了汉代文、史、哲各领域的通道,以科学的唯物史观和严密的辨证思维对汉代的主体文化进行了综合考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经得起考验的结论。此书考镜流源,体制宏大,精思独到,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汉代文化的结晶。     

从“元曲四大家”的演变看戏曲批评的发展

古代不同时期的戏曲批评家对＂元曲四大家＂及地位存在不同的见解,这其实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戏曲批评观。从这不同的戏曲批评观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古代戏曲批评观的变化情况,总的来说,经历了重音韵的顺畅,到重音律标准和曲词的情感本色,到最后注重剧本创作这样一个过程。     

从《长生殿》对天宝故事的取舍看其主题思想

《长生殿》是清剧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以天宝年间的历史事件为框架,演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对这段历史的剪裁融合中体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即表达爱情理想与总结历史教训的统一。     

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有山河阻隔,但自古以来两地就有着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分史前三代、春秋战国和秦汉三个时期,考述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状况,发现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论断代宋史的著述--以《宋代史》为考察中心

自宋迄今千年断代宋史的著述历程,尤其最近出版的《宋代史》为今天的宋史著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应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内涵而不是外延地构建断代宋史的结构体系;有机而不是机械地吸收已有相关成果,强化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传统史学质直朴实的基础上形成崭新的史学语言,并挖掘断代史的学术和社会的功用,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