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古今帝妃婚恋与个人情爱自伤的结晶——白居易《长恨歌》创作动因探微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最丰的大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自辑诗文集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之得名,"在《长恨歌》一篇"。虽然,《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创作旨归不同,但其讽劝倾向与白居易《新乐府》之《李夫人》相同,并且《长恨歌》之感伤与白居易《寄湘灵》诸诗之情爱自伤一致。由于《长恨歌》产生于"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之时,所以,笔者认为,白居易《长恨歌》是古今帝妃婚恋与个人情爱自伤的产物,亦即古今三重婚恋悲情的结晶。     

清代旅顺水师营初探

作为清朝北洋水师防御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旅顺海防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旅顺北洋水师的创立与旅顺水师营的建革有密切的关系 ,旅顺水师营的创建与发展在清朝海军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从旅顺水师营的沿革中认识清朝辽南地区海防建设的发展。     

里耶简牍所见秦代县廷官吏设置

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出,秦代县与县下各级部门小吏之长官皆可称“守”,以表示“长官”之义。同时,“令”和“啬夫”,是当时并存的行政长官称号。就县佐官而言,里耶秦简中的“守丞”出现非常频繁,似不能简单以“试守”来解释;秦代县尉有置吏权,且无需征得县丞的同意。另外,秦代县下小吏的设置异常复杂,且职权划分不很明确,反映出秦代县廷小吏行政职能不太分化、县行政科层化程度不太高的状况。     

宋代后妃临朝不危政原因浅析

后妃干政，历朝多见，既有为维护皇权平稳交替，社会安定繁荣的贤妃。也有为谋得一己私欲而祸国殃民的野心家。纵观历史，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然有宋一代，共有九位后妃十次临朝听政，但都未危及赵宋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究其原因，与宋代家法的严密，士大夫阶层的监督抵制，对外戚的防范以及后妃自身的约束有很大关系。     

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辅易位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贵阳经济增长情况分析及发展思路

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配置资源的两大手段,对于经济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贵阳经济,既要发挥这两种手段的内在功能,更应适时地转换二者的主导和辅助作用。研究和分析贵阳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及其特点,并形成理论上的共识,是加快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大贵阳”发展战略必备的理论基础。     

郑王臣及其著述略论

郑王臣是清乾隆朝福建莆田文学家,著有《兰陔诗集》、《兰陔四六》、《黄石山人集》等,并编有莆田一地的诗歌总集《莆风清籁集》(附《兰陔诗话》)。郑王臣的《莆风清籁集》及《兰陔诗话》,不仅对莆田清乾隆之前的诗歌作了总结,而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文学主张,对我们今天研究福建地方文学和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上层社会妇女婚姻地位探析

唐代上层社会妇女的婚姻生活仍然局限在择偶不自主、生育无节制的传统樊篱内,且忍受着一夫一妻多妾制给女性心灵带来的深刻痛苦,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开放、自由,而且由于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心灵的禁锢,虽然政府对离婚和再嫁有了宽松规定,也并未有多少人身体力行。     

唐代寡居女性生活探微——以墓志为基础

唐代墓志当中有大量寡居妇女的例证,她们往往年轻守寡,寡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她们大多数承担着侍奉公婆、抚养儿女、主持家务的重任,也有的选择回本家生活。为了与清心寡欲、不御铅华的社会舆论要求相一致,为了填补生活和心灵的空白,许多女性选择了佛教作为精神依赖。一些女性甚至非常痴迷,死后也不愿与丈夫合葬。佛教戒律对于她们来说似乎比儒家的伦理道德更易接受。     

同是"摹写声音至文"--唐韩愈、白居易、李贺三首音乐诗解读

在众多的诗歌中，以音乐为题材的诗作并不少见，但象唐韩愈、白居易、李贺那样称得上“至文”，的恐怕为数不多。本文主要从音、形、感三个角度，比较分析这三位诗人的音乐诗在对音乐之声的传达与主观情感的抒发上的异同，使读者感受到作品的表现技艺之高超，体悟中国文化的奥妙。     

论元代徽州地区文学创作特征及“曲”元素缺失原因

元代徽州地区的文学创作特征,从地域上讲,创作主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和南部地区;从创作体裁来看,主要以诗文创作为主,并且创作成果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广德路、池州路等安徽淤其他地区。“曲”为元代“一代之文学”,但徽州在元代却仅有2首小令传世,戏曲创作无人问津。这种创作现象的产生,与徽州地区理学积淀、宗族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