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是否重要?体育锻炼场所依恋与主观幸福感的探索性研究——基于疫情期间居家锻炼者的访谈分析

以疫情隔离为契机,运用扎根理论对居家锻炼者进行访谈,讨论场所依恋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问题。研究表明：基于核心类属"场所依恋"能够形成居家锻炼类型：模式化锻炼者、社交娱乐化锻炼者、功能化锻炼者与无差别化锻炼者。其中模式化锻炼者与社交娱乐化锻炼者为强依恋类型,其余为弱依恋类型。此外核心类属对居家锻炼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划分为4个主范畴：锻炼效用、场所依恋、主观幸福感、类型分化情感。该结论丰富了现有幸福感的理论研究,进一步诠释了场所对于锻炼者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及其变化机理。     

城市教师人格特质、主观幸福感与幸福行为表现的关系

本研究以168名城市教师为被试,采用问卷法,探讨城市教师人格特质、主观幸福感与幸福行为表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偏低;（2）不同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的教师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3）教师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幸福行为表现存在显著相关,人格特质因子能部分预测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受和幸福行为表现;（4）教师幸福行为表现能部分预测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根据研究结果,城市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应注重教师积极人格特征的培养、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及关注教师的性别差异。     

硕士生学习生活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及影响因素

研究基于对学习者学习生活主观幸福感的关注,以沈阳地区4个样本组的847名硕士生为例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我国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结构,并对其测量结果进行了信度分析及效度验证。结果表明：该结构为5维模型,包括科研活动、学校管理、教师影响、学业压力及社会支持,所得数据信度、效度良好。对于硕士生学习生活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除以上5个因素外,还有学习者的性别、学校类型及所学专业。     

关于PDAF与不确定性推理的分析与讨论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它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数据融合技术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目标跟踪与目标识别领域中的基本方法,PDAF与不确定性推理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着重介绍了PDAF方法以及主观贝叶斯方法、证据理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并对其各自的优缺点和相互关系予以分析.     

摭谈语文主体性学习与受动性学习的辨证统一

反思课程改革以来倡导践行主体性学习方式中存在的偏颇,最为显著的是对“受动性学习”的误解与绝对排斥。“受动性学习”并非“被动性学习”。我们需要的是有意义的发现式学习和有意义的接受式学习。只要是满足儿童学习需要,能成为儿童愉悦的精神之旅的课堂学习方式就是主体性学习。     

再谈“李广难封”

李广难封的主要原因是军功不够。李广将军所遭遇的匈奴兵力的强大,以及李广自身的一些弱点,是导致军功不够的直接原因,而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偶然因素,因此,要分析李广难封的原因需要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分析,同时不能忽视偶然因素的作用。     

贵州少数民族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自编少数民族居民社会心理压力问卷作为研究工具,选取贵州省各地区少数民族居民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少数民族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收入、城乡、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少数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少数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与文化婚姻压力、家庭生活压力、健康安全压力和社交方面压力均存在显著性负相关.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文化婚姻压力、家庭生活压力和社交方面压力可以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友谊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复旦大学本科生的调查分析

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复旦大学2011、2012级的859名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SWB）进行调查,探讨友谊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回归分析,发现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七个因素在权重上存在差异,其中友谊对大学生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已有的比较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On Virginia Woolf’s Literary Experimentation

The paper takes the content of Virginia Woolf’s diary and novel as materials to analyze three of her most important theories which are“subjective vision”,“moment of being”and“character as center”to e...     

高职生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探讨高职生生活事件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提高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以扬州职业大学的859名高职生为对象,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袁和幸福幸福感指数量表进行测试。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性别、专业、家庭经济状况、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变量问,均未发现显著性差异。非独生子女的高职生生活事件量表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家庭经济宽裕的高职生生活事件量表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高职生。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主要表现在学习压力和健康适应因子上。结论：生活事件是影响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