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议礼派＂思想看明中叶儒学经世思潮的复兴

明中叶是重要的历史转型期,在思想上主要体现为程朱理学的衰落及各种思潮的产生。在此背景下,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重新受到重视,并在部分士人的推动下形成一时潮流。嘉靖初年活跃于政坛的＂议礼派＂官员,正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代表。他们提倡＂黜虚崇实＂与＂体用结合＂,重视思想上的诚敬与行动上的笃行相结合,并以复古作为其学术上务实、政治上革新的有效途径,同时抨击宋明理学＂灭人欲＂的道德观,主张义利并重,这些内容都与明中后期经世思想的主体相吻合,从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晚明的经世思潮不仅是批判理学和王学的思想武器,更引发了整个社会重视实学实用的经世风潮,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     

浅析《说文解字·示部》字与上古祭祀习俗的互现性

《说文解字·示部》字反映了中国上古祭祀习俗,体现了上古祭祀习俗中关于时间、地点、对象、用品、方式、名称等丰富的内容。上古祭祀习俗反过来又揭示了这些字的产生缘由,这些汉字也因之得以流传至今。通过分析和归纳发现:这些"示"部字和上古祭祀习俗都承载着人们趋福除难的美好愿望。《说文解字·示部》字和上古祭祀习俗不仅具有共同的特征,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具有互现性,这对于研究汉字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竞技体育的牺牲精神及其道德价值

笔者探讨竞技体育牺牲精神及其道德价值,认为竞技体育的竞争性、挑战性,以及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崇高性,处处体现了对生命健康、经济生活、时空自由等方面的牺牲或舍弃。     

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的尊王思想

刘文淇少从舅父凌曙学,也曾授陈立《公羊》学,然而,在家学的渊源上,刘氏四代祖孙皆致力于《左传》,究其原因,实与刘文淇的尊王思想有密切关系。始于清初的一片“反杜”呼声下,刘文淇对杜预义例严加纠正,他利用古注辑存的成果,并凭借乾嘉时期典章名物考证日趋精进的优势,去例言礼,通过《春秋》褒贬揭示尊王之义。此外,在《疏证》的撰写上,刘文淇自称对沈钦韩《补注》“十取其六”,其中因袭了沈氏对杜预人格方面的怀疑,也据此驳斥杜注,申明《春秋》大义以尊王为本。     

试论刘向的德育思想

刘向把“德”当作“国之宝”，对德育非常重视。认为修德首先要戒除“利”欲，因为“利”足以败“德”。除了在精神上戒除利欲，还要在生活中以礼乐进行教化，礼乐是德育的有效途径。德育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安邦。刘向的德育思想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又有所变革和创新。     

论屈原《离骚》对楚辞戏剧因素的改造

中国最早的戏剧因素萌芽于楚辞<九歌>等祭神乐中,屈原在继承并发展了楚辞的艺术成就的同时,成功地改造了楚辞祭神乐中的戏剧因素,使得楚辞远离巫术,远离了向成熟戏剧发展的道路,向着以诗文为正宗的儒文化靠拢.     

魔巴与佤族传统祭仪

佤族在解决人神关系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宗教活动主持人——魔巴,宗教活动和魔巴两者相伴而生,如影随形,最集中、生动地反映了佤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具有多元和积极的社会文化功能。     

从庙会演出谈宗教祭祀活动对戏剧的影响

中国戏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戏剧的产生有多种说法,其中宗教祭祀是戏剧产生的源流一说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就从庙会演出的渊源出发,结合实例谈宗教祭祀活动对戏剧的影响。     

论中国纺织女神的祭祀礼俗及其影响

嫘祖和黄道婆是中国古代的两位纺织英雄，她们先后成为先蚕和先棉之神被祭祀，但两者在祭祀时间、规模、范围、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不同的祀典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对先蚕的祭祀，是对男耕女织的基本经济模式的强化，促进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对先棉的祀奉是一种民间行为，促进了祭祀文化区的经济的繁荣，并与女性地位的提高有着一定关联。事实说明，祭祀既与某种生产方式相联系，也与某种社会结构相关联。     

"乐府"七说--与袁行霈、李炳海先生商榷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两汉乐府诗”一章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笔者认为有不少地方是需要进一步斟酌的:(一)《大风歌》不是由乐府机关负责演唱的;(二)《安世房中歌》也是由太乐负责的;(三)太乐不管郊祀之乐,郊祀之乐是由乐府来管辖的;(四)汉乐府是武帝时始立的;(五)太乐主管的音乐并不是由前代留传下来的雅颂古乐;(六)乐府所掌乐章不一定以楚声为主;(七)“乐府诗”之“乐府”乃属泛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