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问题与出路

教师专业化是一种国际趋势,并被世界各国视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高职教师专业化存在学历结构失衡等众多问题,吸收国内外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经验,政策、机制、途径等方面是促进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研究生全英文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及改革探索——以Neutro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为例

针对不同教育背景的外国留学生研究生和本国研究生的全英文授课问题,借鉴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以Neutro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课程为例,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不断增强学生的英语学术交流水平,拓展其知识面,同时考虑到研究生自身的研究方向,引导其结合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从教质量标准——教师工作胜任特征及其模型建构理论

教师工作胜任特征是指在教师教学工作岗位上,作为学生知识、能力、技能及心智建构的合格引导者,所应该具备的任何可以客观评价的个人特点的集合,包括知识、能力、技能、动机等内容。初步提出并建构了我国教师工作胜任特征模型,该模型包括8个因素：业务知识、认知能力、教学监控能力、职业动机、职业管理、沟通合作、学生观、为人师表,并与新课程改革教师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比较。     

新疆小学数学中青年骨干教师自治区级首次培训者情况调查研究

本文中为了帮助培养和进一步提高小学数学教师队伍素质,主要对新疆小学数学中青年骨干教师自治区级首次集中培训者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该调查研究将会为今后的教师培训,以及相关科研提供较好的理论依据。     

学习成果在资历框架中的应用——基于国际比较

无论是在博洛尼亚进程还是在哥本哈根进程中,学习成果都被视为将各种政策与实践举措融合的“粘合剂”,并被各国运用以构建本国资历框架。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致力于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但由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各国在运用学习成果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差异,例如欧洲、德国、澳大利亚、爱尔兰这几个区域和国家的资历框架在成果框架、概念理解、维度划分与描述、资格类型、等级数量上均有不同并各具自身特色,尤其对于资历框架的维度划分与描述,各国在“知识”“技能”“能力”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融入自身特色并进行合理化描述,从而制定了符合自身发展的资历框架。通过对这几个区域和国家的成果框架及其描述维度的分析与比较,可得出资历框架构建与发展一般规律,并希望借鉴其相关经验最终为我国未来建立资历框架提供思想导向及应用规律方面的启示。     

外语教师专业资格标准政策述评——以美国为例

美国现代外语教师专业资格标准的历史演进，透视出美国外语教师资格标准中的由“工具性”特征向“专业发展”主体性特征的本质转移以及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据此从逻辑上推论出外语教师存在着两种专业心理倾向。对该课题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外语教师资格制度研究提供一些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网络电子化教育时代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网络电子化教育时代，自学考试制度要进行改革，从传统单向灌输型自学考试制度走向现代双向交互式自学考试制度，从传统教学媒介走向现代电子化教学空间，发挥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营造学术氛围，提高自考学生的创新能力。     

我国国家资历框架构建的比较研究与应然研究

国家资历框架的构建是国家实现教育改革发展,促进教育内部融通,畅通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教育供给渠道的重要举措。随着世界范围内国家资历框架构建浪潮的兴起和构建成效的呈现,我国对国家资历框架这一主题的研究,逐步由比较研究阶段的经验介绍深入到应然研究阶段的本土构建探索,涉及理论基础、背景分析、功能与影响、模式划分、结构与内容、实施与运行、典型特征等多个层面。当前在我国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促进国家资历框架及其与职业教育的相关性研究还需在加强以学习成果分类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基础研究、继续深化资历框架内容和结构部分的研究、重视资历框架本土基础和经验的分析、实现研究主体、内容及对象全面性和针对性的兼顾等方面继续努力。     

中国教育的实质性问题——据性挖潜蒙以养正授之以法实践创新

通过考察学习史、教育史、哲学史和心理学史发现,真正的中国教育,只有从先贤圣哲积累的教育经典里,哲理名言中,实践经验处,去寻找我国的教育精髓和自身发展规律,明确造就中国精神文明和智慧发展的根源;只有抓住形成民族性教育的特质,关注启蒙教育中的智慧之道、学习之道、仁爱之道、孝敬之道、诚信之道的养成过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对其进行再发现与新认识,并从中提炼出中国教育的民族性和创造精神的不可代替性,做到继往开来并用于素质教育的全过程,才能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     

Between education and car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arly childhood policies in Germany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ECCE) in the German child and youth welfare system and shows the expansion of children's services. The official German statistics demonstrate that almost every child from the age of three to school age attends ‘Kindergarten’. Curr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are therefore mainly focused on extending provision for the under‐threes. There are still enormous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places available for children under three years of age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Germany. Due to the increased significance of early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curricula drafted in all 16 Länder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of professional pedagogues today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There is a broad consensus in Germany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define the course content and structure and put them on a theoretical basis. The article pinpoints the problem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nd especially of those whose family language is not German. Despite some positive developments in German ECCE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with regard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ual unity of education, care and upbring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