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叙事文学中的性爱隐喻

性爱叙事是汪曾祺成长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汪的兴趣不在于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性爱也是其叛逆叙事的隐喻。汪小说中的女人大胆地表达出自己的性爱需求,无视所谓清规戒律。＂红杏出墙＂故事细腻地表现了女性在不幸婚姻中的困兽之斗。汪曾祺的叛逆意识构成,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整体。既有民间文化成分,又有西方现代性文化因子,同时也与20世纪的五四启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买卖婚姻是造成女性主体性丧失的一种典型的婚姻方式。金钱婚姻作为女性＂物化＂的表现形式,最集中地体现了女性深层意识中求安稳的依附性和劣根性。     

在物象与寓意之间:长安桃溪堡“文化意象”分析

物象与寓意是意象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申意义,物象和寓意可以发生文化意象的转换。通过崔护和桃花姑娘的心理复原,可以穿越时空场景,加深理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人面桃花的爱情文化原型是:桃花物象+悲剧爱情寓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花已经脱离了一种简单的植物物象,而变成清骨、幽芳、弄妆、疏丽、严霜等代名词,赋予一种中国古典人文气质。在西周初年,桃花就被认为是带来婚姻爱情的"信物"。在现代,桃花的花语和象征代表了爱情的俘虏和悲剧残美。第二,"人面桃花"表达一面之缘竟成永别之意,寓意着男女之间错过了就将铸成不可挽回的遗憾和悲剧。人们在具体物象中寻找的是并不存在的影子,这首诗寓意了一种悲剧美。     

《徽州女人》中“女人”命运的悲剧性问题

中国自古就有悲剧精神和悲剧艺术,《徽州女人》属于悲剧艺术,"女人"是悲剧人物。悲剧精神具有民族特征,中国的悲剧精神强调道德内涵,悲剧人物对于不幸命运的抗争,其形式是多样的,包括明火执仗的拼斗、巧妙周旋和隐忍退让。     

悲情政治的艺术解读--毛泽东诗词的悲剧精神

悲情政治是政治的基本形态和最高追求。悲情政治以对立为基本元素，以生存价值为动力，以独立意志为基石，以乐观主义为本质要求。毛泽东极具悲剧精神的诗词创作，艺术地再现了悲情政治的基本特征。     

无效婚姻制度中人文主义问题的探讨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体现人文主义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是实现无效婚姻制度实效性的要求。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在内容、财产处理、子女权益以及宣告无效制度等很多方面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但在婚姻无效的溯及力、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及子女权益的保护等问题上,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程度还远远不够。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期使法律的人文精神得以更好地彰显。     

湘云新论

文章从身世、性格、诗才、爱情婚姻悲剧、思想意义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湘云进行论述,从而赋予其全新的意义.     

关于探望权主体相关问题探讨

婚姻法中新增设的探望权制度,有其积极作用,但在保护子女利益方面还需完善,本文提出在坚持以保护子女利益为核心的立法宗旨的基础上,应赋予子女探望权的主体资格,子女对探望权的行使具有选择权,在一定情况下,子女有权拒绝父母的探望,而父母却不能自动抛弃其探望权。     

从许某婚内索赔案看我国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依据这一制度却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婚内索赔问题。因此，为了充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我国的婚姻法应支持无过错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起的损害赔偿要求。     

"婚内强奸"的法理探析

婚内强迫性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日益突出,丈夫对此是否构成强奸罪并受到刑事处罚?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公安司法机关对该行为往往要么持否定态度,要么观望.法律的空白使其处于尴尬境地.但从性权利的产生,性秩序的建构与消亡,我们初见端倪:权利与义务相较而言,权利为上.     

是解脱,还是抗争?--《桃花扇》悲剧结局辨疑

<桃花扇>结尾写侯李二人双双入道,很多人对这一悲剧结局的合理性表示怀疑,甚至加以否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这一悲剧结局的内涵没有正确的认识.其实,"入道"并非消极逃避,也非"真解脱",而是一种抗争.从全剧的主题、人物性格、艺术创作等角度分析,这种安排都具有合理性, 另外,它还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