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乡村关系的行政化弊端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中,乡镇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个敏感的问题,它们之间仍然有着强烈的上下级命令关系,行政化还很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压力型行政体制的存在、规范性制度供给的短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等。要理顺乡村关系,具体要做到:其一,加强县以上各级政府对"乡政村治"制度实施的宏观调控;其二,规范乡镇政府的指导权,逐步实现"乡政村治"制度实施的程序化;其三,改革基层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构建社会化的绩效评估机制。     

村落权威研究综述

村落权威在村落中的积极行为以及沟通村落内外的中介作用,使它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注意,纵观国内外研究,村落权威研究经历了从静止的共时研究转向动态的过程研究,由外在的结构—功能研究向行为者内在行为观念研究的转向,同时村落权威研究也呈现出研究方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     

仪式与民族村寨文化的构建——以中越边境太平村哈尼族的调查为例

仪式是民族村寨文化构建的核心组成部分。论文以中越金平县太平村哈尼族的调查为基础,从仪式与村寨时空、仪式与宗教信仰、仪式与生态文化几个方面,阐述了仪式对于哈尼族村寨文化构建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当前村寨文化发展中存在偏离本民族文化的危险。     

旅游影响下的社区生物资源利用方式演变研究——以香格里拉县洛茸村为例

旅游对社区生计结构的影响,已经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缺乏对于旅游影响在社区生计方式演变中的所起的作用及影响程度的深入研究。对普达措国家公园内洛茸村的调查发现,当地社区长期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生物资源管理和利用机制。旅游发展为当地社区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引起社区居民生态价值观的变化和生物资源利用方式的变迁。地方政策变化、经济利益支配、外来文化冲击、社会结构的层序变化等诸多因素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老年人协会、村庄生活与民族精神--乡村建设视野中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弘扬

资源与市场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复制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必须根植于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生活,而建设老年人协会是乡村建设通过文化重建,重塑村庄生活,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加快新农村建设强化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为了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建设全面发展而制订的一个宏观目标。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共同富裕。要想使农民富裕,根本出路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但是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最大障碍。因此,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培训成为必须;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培训资源,开展有效的转移劳动力培训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行的区域特征与经济背景——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

本文对全国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地处城郊或乡村、交通状况对村治的影响不显著;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农村在村治方面无显著差异,但东部农村治理的民主程度略强些,更倾向于"海选"、财务公开周期短,不过村支书在其中多数村掌控财权。经济因素对村治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村,民主治理的程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经济发展对民主发展的正相关理论。     

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后,村治精英和村民都获得了法律赋予的治理村庄的政治资源,成为决定农村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村治精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带头人,主导村庄发展的方向,村民是实施村庄治理的决定力量,在实现村庄治理目标中发挥主体作用。本文通过对村庄治理的动态研究,从精英权威和民主参与关系的视角,探索精英主导与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村治模式。     

清末民初祁门西乡云村李氏世荣堂的宗族活动——以捐监生李邦福杂记手稿为中心

徽州多名宗大族。宗族活动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考察徽州的宗族,其实就是考察徽州社会。以清末民初祁门西乡云村捐监生李邦福杂记手稿为中心,对李氏世荣堂宗族活动的粗浅研究,以期由个案资料的挖掘为更深层次的共性研究提供些微参考。     

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

按西方主流理论,宗族作为“原始组织”,将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在近20年来我国农村宗族却出现了复兴的新情况。本根据对10个村治理状况的深度观察,从日常生活、村庄、行政村和村际关系等层面分析了宗族对村治的实际影响。指出,宗族在村治过程中发挥着双重性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与帮助,填补了若干管理真空,避免了更严重的失范和无序,而且,强族组织与宗族集体意识成了抗拒行政权力不法侵害与剥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宗族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归依,奉行着恃强欺弱的逻辑,并倡导男尊女卑,崇尚迷信。因此,不应简单地对宗族给以全面否定和肯定的结论。要构建农村治理的新秩序,虽然无法舍弃宗族,但是应当寻求新的资源和新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