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理论的几个问题

诗教是中国上古时代礼乐制度的产物,最初它包含在乐教之中.自春秋战国之际礼乐崩坏之后,诗教才因其具有<诗三百>文本载体而获得比乐教更为突出的地位.诗教在西周春秋时期本为全社会的文化共识,进入战国以后才变为儒家的专利.诗教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从<书>、<礼>、<易>、<春秋>之学中受益,而且从诸子百家之学吸取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先秦两汉儒家诗教观的生成,可以从<诗三百>文本解释和诗教思想理论建设两个层次去探讨.     

《尚书·虞书》“诗言志”说的启示

相传孔子删诗,是从三千多首古诗中选取三百零五首编辑成册,此即汉以来所说之《诗经》。而这三千多首古诗,当是我国最早的“诗”了。那么弄清这些最早的“诗”的功能和性质,则《诗经》这部作品也就可以大致定性。关于“诗”的功能和性质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命夔“典乐教胄子”那段话。据此则知,“诗”是用于“言志”的,并要配合音乐来歌唱,讲求声韵和谐美听,“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歌唱时还要“击石拊石”,打击乐器以协调统一节奏,进行纹身化妆的“百兽舞”表演。总之是诗、乐、舞三位一体,无疑这即是一种带有浓厚巫文化色彩的原始巫祭仪式,而非简单的音乐或诗歌教学活动。而“诗”在巫祭中的功用,即是表达祈祷祝愿之类群体欲望,所谓“诗言志”者本意在此。因此,《诗经》中诗应该就是用于巫祭的礼辞,其作者当然是那些主持巫祭仪式的巫师。为了作进一步侧证,文本还引用《诗大序》关于《风》《雅》诗区别所说一段十分费解的话详加读识,以供参考。     

“优谏”传统的根源

先秦古优的“优谏”表演形式被后世优人继承下来,形成一种“优谏”传统,对整个中国戏剧的形成及其精神基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活跃在王公贵族周围,其中的一部分优人自觉地进行着“优谏”表演,主要是政治讽谏表演,以期正人主之行,承担着自身对所处时代的社会责任。这个传统的产生,与先秦时代的“巫”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士的精神对优的人格塑造都有很大关系。     

论屈原《离骚》对楚辞戏剧因素的改造

中国最早的戏剧因素萌芽于楚辞<九歌>等祭神乐中,屈原在继承并发展了楚辞的艺术成就的同时,成功地改造了楚辞祭神乐中的戏剧因素,使得楚辞远离巫术,远离了向成熟戏剧发展的道路,向着以诗文为正宗的儒文化靠拢.     

《孔子诗论》、《荀子》及先秦儒学思想的历史脉络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荀子>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在对于"情"以及"情"与"乐"关系的认识层面上,关于<诗>与礼的论述中以及关于<诗>的艺术特征上,它们的"<诗>论"都具有一致性.<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荀子>"<诗>论"的相似性、<荀子>与毛鲁韩三家<诗经>传授联系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相似性,则非常有力地印证并丰富了孔子--七十子--一七十子后学--苟孟--汉儒这一条先秦儒学经籍传授以及思想延续的主线.